那天是周三，我在公司开完季度总结会，站起来的时候觉得肚子有些发紧。不是疼，是一种紧绷的感觉，像有什么东西在肚子里收缩。我以为是宝宝在翻身，没太在意，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感觉消退了，就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又一阵发紧。这次比刚才强，肚子硬得像一块石头，还伴着一丝隐隐的坠痛。我的手扶住了墙。
“周总？您没事吧？”助理小陈从后面跟上来，看到我脸色发白，吓了一跳。
“没事。可能坐太久了。”
“您的脸色不太好，要不要去医务室？”
“不用。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
我没有去医务室。我打车回了家，一路上肚子的紧缩感来了三四次，每次持续几十秒。到家之后我躺在沙发上，给自己倒了杯水，试着放松。但那种坠痛感没有完全消失，像一根针扎在小腹深处，隐隐的，绵绵的。
陆司珩那天在上海，律所来了一个北京的老客户，他在接待。我没有给他打电话，想着可能是假性宫缩，休息一晚就好了。
但到了晚上八点，宫缩变得规律了。十分钟一次，每次持续三十秒左右。我数着时间，手指掐在沙发扶手上，心里开始慌了。我不是第一次怀孕，诺诺是足月顺产，没有经历过早产。但这种规律宫缩的感觉我熟悉——这是要生的前兆。
可我只有七个月。
我给陆司珩打了电话。响了一声他就接了。
“怎么了？”
“我肚子疼，宫缩规律了，十分钟一次。”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然后他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平时的平稳，带着一种压着慌张的急促。“别动，我马上回来。打120，让救护车来接你。我直接去医院。”
“你不要急——”
“你不要说话了，听我的。打120，现在。”
电话挂了。我拨了120，接线员问了我的地址和情况，说救护车十五分钟到。我撑着站起来，拿上医保卡、产检本，换了一件宽松的衣服。手在抖，但不是害怕，是那种“身体不听使唤”的抖。
诺诺在阿姨房间已经睡了，我没有叫他。给阿姨留了张纸条，说我去医院了，让她照顾诺诺。
救护车到的时候，我已经自己走到了楼下。护士扶我上车，躺在担架上，肚子的宫缩还是十分钟一次，但强度更大了。我给陆司珩发了条消息：“上救护车了，去红房子医院。”
他没有回消息。大概在开车。
急诊室。护士推我进去，医生问了几句，看了产检本，让我躺下做胎心监护。胎心监护仪上跳动着两条线——一条是宝宝的心跳，一条是宫缩。宝宝的心跳正常，但宫缩的曲线像波浪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宫缩太频繁了。”医生皱着眉，“宫颈管已经缩短了，有早产风险。需要住院保胎。”
“孩子能保住吗？”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们尽力。你先放松，紧张会加重宫缩。”
护士推我进病房的时候，陆司珩到了。他冲进病房，额头上全是汗，大衣拉链没拉好，鞋子也没换，显然是接到电话就冲出来的。他走到床边，看到我躺在那里，手攥着床单，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
“怎么样了？”他握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
“医生说住院保胎。宫颈管短了。”
他转头看医生，声音很沉。“能保住吗？”
“现在孕周三十周加三天，胎儿发育还可以。我们用抑制宫缩的药物，尽量延长孕周。能保到三十四周最好，保不到也要尽量。”
医生走了。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胎心监护仪发出的“咚咚咚”的宝宝心跳声。
陆司珩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两只手一起握着，像是在握一样随时会碎的东西。他的手很凉，还在微微发抖。
“陆司珩。”
“嗯。”
“你不要怕。”
“我不怕。”他说不怕，但手在抖。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这个人，永远在撑着。求婚的时候没有哭，婚礼的时候没有哭，知道怀孕的时候哭了。现在他在忍，不是不想哭，是不能哭。他哭了，我会更怕。
“你和孩子都不会有事。”他看着我，声音很低，但很笃定。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不允许。”
住院的日子，比我想象的难熬
有一天晚上，宫缩突然加重了。护士调快了药的速度，我的心跳飙到了一百四十，躺在床上喘不上气。陆司珩站在床边，握着我的手，手在抖，但脸上没有表情——他不想让我看到他的恐惧。
“周小娜，深呼吸。跟着我，吸——呼——吸——呼——”
我跟着他呼吸，慢慢地，心跳降了下来，宫缩也缓了。他拿毛巾擦掉我额头上的汗，动作很轻，像在擦一件易碎品。
“陆司珩。”
“嗯。”
“你怕吗？”
“怕。”他承认了，“怕得要死。但我不能慌。我慌了，你更怕。”
我看着他的眼睛，里面布满了红血丝。这几天他几乎没有睡过完整的觉，夜里只要我翻身，他就醒。护士来查房，他跟着醒。医生来查房，他站起来听着，一句不漏。
“你睡一会儿吧。”我说。
“你睡了我再睡。”
“你骗人。我睡着的时候你也没睡。”
他没有反驳。
住院第三天，宫缩终于控制住了。从十分钟一次拉长到半小时一次，强度也减轻了。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如果稳定了可以回家卧床保胎”。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像在水下憋了很久终于浮出水面。
陆司珩坐在床边，靠着墙，眼睛闭着。我以为他睡着了，但他突然开口了。
“周小娜。”
“嗯？”
“等你生了，我们去结扎。”
我愣了一下。“你结还是我结？”
“我结。”
“为什么？”
“不想再让你受这种罪。”
我看着他闭着的眼睛，睫毛在眼下投下一片阴影。他不知道，女人生孩子受的罪，不只是怀胎十月的辛苦，不只是保胎的煎熬，是那种“随时可能失去”的恐惧。而他把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说“我去结扎”。
这个男人，不多话，但每一句都砸在人心上。
“好。”我说。
他睁开眼，看着我。“你同意了？”
“同意了。你不是说要结吗？我支持。”
他嘴角弯了一下，又闭上了眼睛。这次是真的睡着了。
住院第五天，陆母从北京飞来了。
她走进病房的时候，手里拎着两个大箱子，眼睛下面有青黑，显然没睡好。她看到我躺在病床上，手上扎着留置针，肚子被监护仪的绑带勒着，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怎么搞的？不是说一直好好的吗？”
“妈，没事。已经稳定了。”
“稳定什么稳定，人都在医院了。”她把箱子放下，走到床边，摸了摸我的手，“手怎么这么凉？暖气开大点。”
陆司珩在旁边说：“妈，你小声点，医院不能大声说话。”
“我心疼还不能大声了？”她瞪了他一眼，但声音确实低了。
那天下午，陆母把病房重新收拾了一遍。病床上的床单换成了她从家里带来的纯棉床单，枕头加了一个，说“这样躺着舒服”。桌上摆了一束花，是从医院门口花店买的。陪护椅上多了一条毯子，是给陆司珩的。
她一边收拾一边说：“你一个人在上海，我早就说不放心。现在好了，住院了。”
“妈，不是一个人。陆司珩在。”
“他一个大男人，懂什么？”她看了一眼陆司珩，后者正在看手机，假装没听到。
但她留下来住了几天。白天她陪着，让陆司珩回去补觉。晚上陆司珩来换班，她回酒店。两个人配合得像一支默契的团队，没有争执，没有推诿。
有一天陆母走了之后，陆司珩说：“妈变了。”
“嗯，变了。”
“以前她不会这么对一个人好。”
“以前她没试过。现在试了，上瘾了。”
他笑了。
住院第十天，医生查房的时候说：“情况很稳定，可以出院了。但回家必须卧床，不能上班，不能提重物，不能久坐久站。每周来复查一次。坚持到三十四周，我们就放心了。”
“三十四周？还有四周。”
“能到三十四周最好。能到三十六周更好。”
我点了点头。陆司珩在旁边记着医生说的话，一条一条写在本子上，比我还认真。
出院那天，诺诺来接我。他被阿姨带着，穿着一件蓝色的小外套，手里拿着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大肚子的妈妈，旁边站着一个爸爸，爸爸旁边站着一个小孩，小孩旁边写着“诺诺”。
“妈妈，这是我画的你。”他把画举到我面前。
“画得真像。”我摸了摸他的头。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
“今天。现在就回家。”
“那宝宝呢？宝宝出来了吗？”
“宝宝还在妈妈肚子里。他要再待一会儿，等长得再大一点才出来。”
诺诺认真地看着我的肚子，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小宝宝，你快点长大，哥哥等你。”
陆司珩把轮椅推过来，扶我坐上去。我说“我能走”，他说“医生说出院也要坐轮椅，不能累着”。我看着他，没有争。
车子开回家。别墅门口，桂花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但还有几朵晚桂挂在枝头，香气淡淡的。陆司珩扶我上楼，让我躺在床上。诺诺跟上来，趴在床边，给我讲他在幼儿园的事。
陆母在厨房里炖汤，香味飘上来，和桂花香混在一起。
我靠在高高的枕头上，手放在肚子上。宝宝在动，轻轻地，像在翻身。
“陆司珩。”
他在门口，正在跟陆母说什么，听到我喊他，走过来。“怎么了？”
“没事。就是想叫你一声。”
他看着我，弯下腰，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好好躺着。吃饭叫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