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发现手腕的窍门，是在一次做糕点的时候。
那天姑婆教他做枣泥酥，枣泥要碾得细，面皮要擀得薄，收口的时候手指捏着面皮边缘往中间推，推到只剩一个小口时轻轻一拧。
他做了几个，收口总是捏不紧，枣泥从缝隙里往外渗。
姑婆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让他把手腕放松，说手腕僵着，手指就捏不紧，用的是死劲儿，不是巧劲儿。
他试着把手腕松下来，果然收口捏得比之前紧，面皮没有破，枣泥也没有渗出来。
他看着手里那颗完整的枣泥酥，忽然想到评弹和写字，沈老先生教他弹琵琶时说过，手腕要松，音才能圆；他在旅馆练字时老板娘说过，手腕要悬，笔力才能透到纸上。
原来苏州手艺的门道不在手上，在手腕上。
那天下午回旅馆练字，他没有急着临帖，先铺开一张宣纸，在上面画横线和竖线。横线要平，竖线要直，每一道都用手腕带动笔尖，试了半个多小时，发现手腕放松时笔画自己会变稳，手腕绷紧时笔画反而会歪。
他把毛笔搁在砚台上，把那张画满横竖线看了又看，横平竖直，感觉确实比之前临帖时还要稳。
他把那张纸放在一边，重新铺开一张新的宣纸，开始写新的一封信。
用的是从字帖上学来的颜体笔法，横细竖粗，撇轻捺重。信的内容不长，却写了整整一个下午，每次写到某个字的间架结构和前面不搭，他就停下来重新铺纸。废纸篓里又多了好几团揉成团的熟宣。
一直写到自己觉得每个字单独拿出来都能立得住，才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信封上依然是“苏晚”两个字，这次的草字头左右对称了。
他把信拿起来，和前面几封一起放进一个旅馆的便签纸盒里，按日期排好。最早那封背面写的是“第七遍”，最新这封背面写的是“临帖之后”。他看着这个纸盒想了很久。信放在旅馆房间里，她看不到。他需要一个中间人。
去姑婆家之前，他先绕到苏博。前台的工作人员认识他了，看见他进门就问是不是又来找吴悠。他说是，麻烦能不能请她下来一下。工作人员打了个内线电话，几分钟后吴悠从走廊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叠档案册，看见他站在前台旁边，把档案册夹在胳膊底下走了过来。
亚历山大从帆布袋里拿出那个纸盒递给她。“这些信我写了快两个月，从第七遍写到临帖之后，每一封都标了日期和遍数。放在我这里，她看不到。能不能放在你那里，等她想看的时候，你帮我交给她。”
吴悠接过纸盒，打开看了一眼。信封没有封口，按日期排得整整齐齐。她问他自己为什么不直接给她，他说信交给她，什么时候看是她的事，他可以等。
她不想当面收，他就不当面给。吴悠把纸盒盖好夹在胳膊底下，说行，先放在我办公室里吧。
苏晚正坐在修复台前整理周采苹遗物的档案，木梳和丝帕放在无酸纸盒里，台面上摊着那本翻到一半的入藏登记表。吴悠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只说了句亚历山大今天来过了。
苏晚没有抬头，问她来做什么。
吴悠说他把他写的信交给我了，放在我办公桌抽屉里，让我等你想看的时候给你。
苏晚停了一下手里的笔，想了一下，说先放你那里。
吴悠没有追问，推门出去了。
修复室里安静下来，苏晚把笔放下，低头看着台面上那把断了齿的木梳，窗外苏州十二月的风从银杏树梢上吹过去，树叶已经落了大半。
下午亚历山大到了姑婆家，姑婆正在院子里收被褥。她把晾衣绳上的被单取下来叠好放在藤椅上，指着天井角落里那口水井让他去打桶水。
他走到井边，把吊桶挂上钩子放下去，听着吊桶碰到井底水面时那一声闷闷的回响，等桶灌满了水再用力摇上来。他正摇到一半，姑婆在身后忽然开口。
“昨天晚晚来吃饭了。”
亚历山大回头看着她。姑婆把叠好的被单放进竹篮里，拿起蒲扇摇了摇，我跟她说厨房里有定胜糕。
晚晚问谁做的。我说一个英国人，学了快半个月才学会。
晚晚没有说话，自己走到厨房把那盒定胜糕拿下来，放在桌上吃了两块，然后喝了一碗白粥，走了。
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天井里那口水井，站了好一阵子才转身走。
他问那口井有什么好看的。姑婆摇了摇头。“我跟她说，你那天帮我在井边打水，说了一句话：苏州的水比伦敦的软。
她听了之后跟我说，阿爹以前在专诸巷老宅天井里打水的时候，也对阿娘说过苏州的水是软的…。
井不一样，人也不一样，连国家都不一样。但是那句话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亚历山大站在原地，手里的井绳停在半空中。姑婆把蒲扇搁在竹篮上，“我说这句话他也是无意中说的，他连你阿爹是谁都不知道。这就是天意。”
那天晚上他回到旅馆，坐在书桌前铺开一张新的熟宣纸。他对着那本泛黄的《多宝塔碑》临了一整页字，每一个字都写得很慢。
写到最后一行时停住笔，重新蘸了墨，在空白处端端正正地写下一行小字：苏州的水比伦敦的软。
写完之后把毛笔搁在砚台上，看着这行字被台灯的光照着，墨迹慢慢从湿润变成哑光。
然后把这张纸折好，没有放进信封。这封信不需要编号。他把它夹在字帖里，打算明天托吴悠一起放进那个抽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