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长青市的雪开始化了。不是一下子化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像一个人在梦中醒来，先动动手指，再动动脚趾，然后睁开眼睛。屋檐上的冰凌在阳光下滴水，一滴一滴的，砸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有人在用一把看不见的琴，弹着一首只有冬天才能弹奏的曲子。阳光比一月暖了，照在脸上不再是刀割的感觉，而是一只温暖的手在轻轻地抚摸，带着一种“春天快要来了”的承诺。
郑阅站在图书馆四楼的窗前，看着窗外的校园。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发芽。先是一个个小苞，然后是一片片嫩叶，然后是一树一树的绿荫。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暖暖的。他闭上眼睛，感受着那一小片温暖，感受着阳光在他眼皮内侧画出的橘红色图案——那图案没有形状，每一秒都在变化，像一幅永远画不完的、永远在流动的、永远让人期待下一笔的画。
身后传来脚步声，很轻，但他知道是谁。他不需要回头，因为他记得每一个人的脚步声。王浩的脚步是重的，像一块石头砸在地上，每一步都带着一种“我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急切；李浩然的脚步是拖的，鞋底在地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个永远在赶路但永远到不了终点的人；周子衡的脚步几乎没有声音，他走路的时候脚掌先着地，然后是脚跟，落地无声，像一只在夜间潜行的猫。而她的脚步声，是轻快的、有弹性的、像一只小鹿在石板路上跳跃的。
“看什么呢？”刘琼走到他身边，端着一杯热咖啡，美式，不加糖不加奶。
“看春天。”郑阅说。
“春天还没来。”
“快来了。”
刘琼把咖啡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口，苦，苦得他皱了皱眉。他不喜欢美式，他喜欢拿铁，喜欢那种咖啡和牛奶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苦涩里带着甜，像生活该有的样子。但他还是喝完了那杯美式，因为他知道，她给他的，不是咖啡，是她每天的清晨，是她从他手里接过那杯美式时手指触碰他手背的温度。
寒假结束后，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早上七点跑步，八点进图书馆，写代码，改bug，写代码，改bug。App的用户量在开学后迎来了一波爆发——寒假期间积累的需求在开学第一周集中释放，日均预约次数突破了一千。服务器又扛不住了，郑阅又半夜爬起来扩容，坐在床上对着电脑屏幕敲命令，敲完之后又躺回去，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全是QPS、响应时间、CPU使用率。但他不再焦虑了。因为他知道，这些问题都有解。不是因为他变聪明了，而是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个人。那个人不会写代码，不会修服务器，不会帮他改bug，但她会在他说“服务器又挂了”的时候，说“它比你坚强”。就这一句，够了。
三月的第一天，长青市下了一场雨。不是春雨绵绵的那种雨，而是一场痛痛快快的、像夏天一样的雷阵雨。雨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前一刻还是晴空万里，下一刻就乌云密布，再下一刻就倾盆而下。郑阅和刘琼被困在图书馆里，站在门口，看着雨幕。雨滴砸在地面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像无数朵同时绽放的、透明的、转瞬即逝的花。
“你带伞了吗？”刘琼问。
“带了。”
“一把？”
“一把。”
刘琼看着他手里那把浅蓝色的折叠伞——伞面上印着几朵白色的小花，伞柄上挂着一个毛绒小挂件，是一只白色的兔子，耳朵长长的，耷拉着。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她从失物招领处“借”的那把。后来失主一直没有来认领，她就一直留着，留成了自己的。伞面上的白色小花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了，兔子挂件的毛也磨秃了，耳朵断了一只，用胶水粘过，粘歪了，两只耳朵一高一低，像一个永远在歪着头的、困惑的、好奇的小动物。
“一把够了。”刘琼说。
郑阅撑开伞，她钻到伞下面，两个人冲进了雨里。跑过积水的时候，水花溅起来，溅到他们的裤腿上、鞋上、袜子上，凉得刘琼“嘶”了一声，但脚步没有停。跑过图书馆门口的台阶，跑过那棵老槐树，跑过公告栏，跑过篮球场。
雨停了。
不是渐渐停的，而是像有人关掉了水龙头一样，说停就停。天空从灰白色变成了浅蓝色，云层裂开一道缝隙，一束阳光从缝隙里射下来，落在操场的正中央，像一个聚光灯，照亮了那片被雨水冲刷过的、红色的、湿漉漉的跑道。
两个人在操场中央停下来，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伞不知道什么时候收起来了，兔子挂件在伞柄上晃来晃去，那只断了的耳朵歪歪地指着天空，像一个在问“为什么”的、天真的、永远不会得到答案的孩子。
“你跑太快了。”刘琼喘着气说。
“是你跑太快了。”
“我跟不上你。”
“你不需要跟上我。我会等你。”
刘琼直起身，看着他。雨水从她的头发上往下淌，沿着脸颊、脖颈一路流进领口。她的头发湿透了，贴在脸上，一缕一缕的，像海藻，又像被风吹乱的柳条。她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水，擦完之后，脸上还是湿的，因为袖子也是湿的。
“郑阅，”她说，“你以后会不会有一天不等我了？”
“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等了你一辈子。上辈子等你，这辈子等你，下辈子还等你。习惯了。”
刘琼伸出手，在他的胸口上轻轻捶了一下，不疼，很轻，像一只小猫用爪子拍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
“我说过这种话吗？”
“你没说过，但你做过。你做了，我看着，然后学会了。”
两个人站在操场中央，浑身湿透，像两只从河里爬上岸的落汤鸡。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照下来，落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把湿透的衣服蒸出一层薄薄的水汽。那层水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个巨大的、透明的、将他们包裹在其中的泡泡。
“郑阅，”刘琼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没有在一起，你现在会在做什么？”
郑阅想了想。这个问题他上辈子想过无数次。如果没有在一起，他应该还在深圳，在某个互联网公司写着代码，每天早上挤地铁，晚上加班到深夜，周末在出租屋里睡到自然醒，然后点一份外卖，看一部电影，刷一会儿手机，然后继续睡觉。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不会有什么不好，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他会活着，但不会知道活着的滋味。
“可能还在写代码，”他说，“写很多很多的代码。写到手指疼，写到眼睛花，写到颈椎出问题。然后去医院，医生说‘你这是职业病，要注意休息’，我会说‘好的医生’，然后回去继续写。不会有什么不好，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
“那现在呢？”
“现在也在写代码，手指也疼，眼睛也花，颈椎也出问题。但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郑阅看着她的眼睛。阳光落在她的瞳孔里，像一颗金色的、正在燃烧的、小小的太阳。她的睫毛上还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颗微型的、透明的、随时都会滴落的珍珠。
“以前写代码，是为了活下去。现在写代码，是为了活得更好。”
四月，长青大学的樱花开了。不是那种成片成片的、像粉色的云一样铺天盖地的樱花，而是零零星星的、点缀在图书馆门前的几棵，像几把撑开的、粉色的、巨大的伞。花瓣在风中飘落，一片一片的，像粉色的雪花，落在草地上，落在台阶上，落在路过的学生的头发上。
刘琼站在樱花树下，仰着头，看着满树的粉白。花瓣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手心里，她没有拂掉，让它们在那里，让它们在她的黑发上、白衬衫上、掌心里，安静地、短暂地、灿烂地盛开。
“好看吗？”郑阅问。
“好看。”
“比你想象中的大还是小？”
“比你描述的大。”
“我描述得很小？”
“你描述得很好。但有些东西，描述不出来。比如这里的风，这里的樱花，这里的阳光。你说了，我听了，但直到我站在这里，我才知道，它们是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刘琼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风从图书馆的方向吹过来，把樱花的花瓣吹得满天飞舞，像一场粉色的、无声的、盛大的雪。她睁开眼，看着漫天飞舞的花瓣，看着那些粉色的、白色的、轻盈的、正在飘落的精灵。
“青春的味道。”她说。
郑阅看着她的侧脸，看着花瓣落在她的头发上，看着阳光在她的睫毛上跳舞，看着她嘴角那个微微弯起的、温暖的、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的弧度。他伸出手，把她头发上那片花瓣拿下来，放在手心里。花瓣很小，很薄，近乎透明，在手心里安静地躺着，像一个睡着了的孩子。
“刘琼，”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春天的吗？”
“什么时候？”
“今年。以前我不喜欢春天，因为春天太短了，还没来得及感受就过去了。今年不一样。今年的春天，每一天都很长。长到我可以记住每一片花瓣的形状，长到我可以记住每一缕风的温度，长到我可以记住每一秒——你在樱花树下的样子。”
刘琼看着他，看了很久。久到一片花瓣落在她的鼻尖上，她打了一个喷嚏。那个喷嚏很小，很轻，像一只小猫咪在打喷嚏。她用纸巾擦了擦鼻子，然后笑了，笑起来的时候，那颗歪歪的虎牙又露了出来。
“走吧，”她说，“去图书馆。”
两个人并肩走在梧桐大道上，樱花的花瓣在风中飘落，落在他们的肩膀上，像一枚枚粉色的、小小的、温柔的印章。
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郑阅收到了一条消息。不是那个未知号码，是一个陌生的、以“010”开头的座机号。他犹豫了一下，接了。
“你好，请问是郑阅同学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女声，年轻，干练，像是一个经常打电话的人。
“我是。”
“我是‘校长杯’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的。恭喜你，你的项目‘长青自习室’入选了全国总决赛。总决赛在下个月，地点在北京。具体安排我们稍后会发邮件给你，请你注意查收。”
电话挂了。郑阅握着手机，站在图书馆四楼的窗前，看着窗外的校园。梧桐树已经长满了叶子，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片绿色的海洋。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一片的、破碎的、不完整的金色光斑。有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那些光斑也跟着晃动，像一群在草地上跳舞的、金色的、不知疲倦的精灵。
刘琼从身后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怎么了？”她问。
“全国总决赛。下个月，北京。”
刘琼看着他，嘴角慢慢弯了起来，弯成了一个好看的、温暖的、像五月阳光一样的弧度。
“你紧张吗？”她问。
“不紧张。”
“骗人。你的眼睛往右上方看了。”
郑阅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忘了她自学了心理学，专门为了对付他。在她的注视下，他的谎言就像纸糊的灯笼，一捅就破。
“有一点。”他说。
“一点是多少？”
“一点点。”
“那你最好多紧张一点。”
“为什么？”
“因为紧张的时候，你会做得更好。你不紧张的时候，太放松了。放松到你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紧张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所以你才会更努力。努力去做那些你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
郑阅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的脸照得像一幅被柔光滤镜处理过的照片——皮肤是透明的白色，嘴唇是淡淡的粉色，眼睛是深棕色，瞳孔里映着他自己的脸，小小的，模糊的，像一幅缩微的肖像画。
“刘琼，”他说，“你跟我一起去北京吧。”
刘琼歪了歪头，想了想。“好。”
六月的第一天，郑阅和刘琼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硬座，十个小时。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山，从山变成平原。平原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像一片绿色的、浩瀚的、没有边际的海洋。麦田在风中起伏，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永不停歇。
刘琼靠在他的肩膀上，看着窗外的平原。她的眼睛里有光在流动，不是泪光，是麦田的光——窗外一望无际的绿色麦田反射着阳光，落在她的瞳孔里，像两片微型的、正在生长的、绿色的春天。
“郑阅，”她轻声说，“你第一次去北京是什么时候？”
“大一。学校组织的参观，去了故宫、长城、颐和园。三天，走马观花，什么都没记住。”
“那这次呢？”
“这次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这次有你。”
刘琼从他肩膀上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车厢里的灯光是暖黄色的，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的脸照得像一幅油画——色彩温暖，笔触细腻，每一笔都恰到好处，每一处光影都刚刚好。
“郑阅，”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觉得，北京是一个很远的地方。远到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去。不是去不了，是不想去。因为去了，也是一个人。一个人看故宫，一个人爬长城，一个人逛颐和园。看完了，回来了，还是一个人。没什么意思。”
“那现在呢？”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去北京，是两个人。看故宫，是两个人看；爬长城，是两个人爬；逛颐和园，是两个人逛。看完了，回来了，还是两个人。所以有意思了。”
郑阅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暖，指尖在他的手心里微微动了动，像一只在沉睡中翻了个身的、小小的、毛茸茸的小动物。
“刘琼，”他说，“以后不管去哪里，都是两个人。”
“你说的。”
“我说的。”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火车在铁轨上飞驰，发出有节奏的咣当声，像一个巨大的钟摆在左右摇摆。窗外的平原正在从绿色变成金色——太阳落山了，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了紫红色、橙色、金色的渐变。麦田在暮色中闪闪发光，像一片金色的、浩瀚的、没有边际的海洋。
晚上十点，火车到达北京。郑阅和刘琼走出火车站，站在广场上，看着北京的夜空。北京的夜不是黑的，是橙色的——城市的光污染把天空染成了一片橙色的穹顶，看不到星星，只能看到几颗最亮的，像几颗被遗忘在橙色的画布上的、微小的、暗淡的钻石。
“好亮。”刘琼说。
“不是亮，是光污染。”
“我知道。但还是很亮。”
两个人站在广场上，面对着这座巨大的、陌生的、灯火辉煌的城市。周围是来来往往的人群，拖着行李箱的，背着书包的，抱着孩子的，牵着老人的。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移动，像无数条溪流汇入大海，然后又被分流到不同的河道。他们也是其中的两条溪流，从长青出发，流到了这里。在这里，两条溪流汇合了，变成了一条河，继续往前流，流向更远的地方，流向他们还不知道名字的、陌生的、未知的未来。
“走吧，”郑阅拉起刘琼的手，“去酒店。”
决赛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地点是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巨大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个用玻璃和钢铁铸成的、巨大的、现代的未来建筑。门口的广场上立着一块巨大的背景板，上面印着“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几个字，字体是红色的，很醒目，很远就能看到。
郑阅站在背景板前，手里攥着遥控笔，手心全是汗。不是紧张，是一种比紧张更奇怪的、像是身体在自动预热的状态。肌肉已经准备好了，肾上腺素已经分泌了，所有系统都已经启动，只等他按下那个“开始”的按钮。刘琼站在他旁边，帮他理了理衣领——他今天穿了那件深蓝色的毛衣，V领，领口有一道白色的条纹。她用手指把翘起的衣领压平，又拍了拍他肩膀上的灰，然后退后一步，看着他。
“准备好了吗？”她问。
“准备好了。”
“紧张吗？”
“有一点。”
“那就对了。”
她踮起脚尖，在他的嘴唇上轻轻地、飞快地印了一下，像一个盖章，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封印什么。然后她退后一步，看着他，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那颗歪歪的虎牙又露了出来，白白的，亮亮的，像一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小小的、不规则形状的珍珠。
“去吧，”她说，“我在这里等你。”
郑阅转身，走进了会场。
会场的灯光很亮，亮到几乎看不清台下的人。只能看到第一排评委桌上放着的铭牌，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头衔——教育部高教司的，团中央学校部的，几家知名投资机构的合伙人，还有几个他记不住名字的企业家和学者。他们面前摆着打分表，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支笔，笔尖悬在纸上，等着给他打分。
郑阅走到舞台中央，站定，把遥控笔的翻页键捏在拇指下面。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他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经过音响的处理，变得比平时低沉了一些，带着一种不属于二十岁大学生的沉稳。“我是长青大学计算机系大二学生郑阅，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长青自习室’。”
他按了一下翻页键，屏幕上出现了App的首页截图。深蓝色和浅灰色的配色，简洁的布局，干净的字体。他不需要看屏幕，因为他知道每一页PPT上写了什么。这些PPT是他和刘琼一起熬了无数个夜晚改出来的，每一页他都改了至少五遍，每一句话都删过、加过、改过、再删过、再加过、再改过。
“长青大学有三万名学生，图书馆的自习座位却只有一千二百个。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天早上七点，图书馆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占座、抢座、吵架、投诉，这些问题每学期都在发生，但从来没有被解决过。”
他按了一下翻页键，屏幕上出现了数据——用户量，日活，预约次数，学习时长。这些数据比他预想的要好。寒假过后用户量翻了一倍，日活稳定在一千以上，学习时长的总计数已经突破了五十万个小时。五十万个小时，如果一个人每天学习八个小时，需要连续学习一百七十一年才能达到这个数字。而这一百七十一年，是五千多个人在过去半年里，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
“我们团队只有四个人。”他按了一下翻页键，屏幕上出现了那个简单的四宫格——李浩然，周子衡，刘琼，郑阅。四张照片，四个名字，四个角色。“四个月，从零到一。八个月，从一到五千。没有融资，没有推广，没有资源。只有一台服务器，一个域名，和两万三千行代码。”
台下有掌声。不热烈，但很真诚，像是那些坐在下面的人真的在认真听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按了一下翻页键，屏幕上出现了最后一张PPT。深蓝色的背景，白色的字体，只有一句话——“给你一个学习的理由。”下面是一行小字——“长青自习室，陪你度过每一个想要学习的时刻。”
台下静了一瞬。然后掌声响了，比之前都响，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郑阅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片黑压压的人群，看着那些正在鼓掌的、站起来的、为他欢呼的人。他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会场最后一排的角落里。那里站着一个人——穿着白色衬衫，深蓝色牛仔裤，头发披散着，双手举过头顶，在鼓掌。
她离他很远，远到他看不清她的脸。但他知道她在笑。因为她鼓掌的姿势是那样的——手腕轻轻转动，手指微微张开，像一朵在风中轻轻摇曳的花。
答辩环节，评委问了他六个问题。技术壁垒，商业模式，竞争对手，团队分工，未来规划，社会价值。他一个一个地回答，不急不慢，不卑不亢。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的时候，他听到评委席上有人低声说了一句：“大二的学生？不错。”
比赛结果在下午三点公布。三十个项目，一等奖三个，二等奖六个，三等奖九个，优秀奖十二个。主持人念出“一等奖——长青自习室”的时候，会场的灯全亮了，照得他睁不开眼。他听到掌声、欢呼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站在台上，手里捧着那个水晶奖杯，奖杯在灯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斑，落在他的脸上、身上、手上。
他的身后是刘琼。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最后一排跑到了台上，站在他旁边，右手举着手机，在拍照。她拍了很多张，每一张都拍得很认真，拍完一张翻看一下，不满意就删掉重拍，满意了就保存，然后继续拍下一张。
“拍够了没有？”郑阅侧过头问她。
“没有。”她头都没抬。
“你要拍多少张？”
“拍到够为止。”
“什么是够？”
“拍到八十岁的时候，拿出来看，还能想起今天。”
郑阅看着她的侧脸，看着她在灯光下专注的、认真的、一丝不苟的表情，看着她在拍完一张照片后微微点头的样子。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上辈子，他活了二十七年，从来没有拍过一张让自己满意的照片。不是因为拍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不想被拍。他不想被记住。他觉得没有什么值得被记住。现在他知道了，不是没有什么值得被记住，而是他还没有遇到那个值得被记住的时刻。那个时刻，就是现在。
“刘琼。”他说。
“嗯？”
“拍一张合照吧。”
刘琼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转过身，举起手机，镜头对着两个人。郑阅凑过去，脸贴着她的脸，两个人在镜头里靠得很近，近到能看到对方脸上的每一颗毛孔、每一根绒毛。她的手按下了快门。
咔嚓。
闪光灯闪了一下。
照片里，他笑了，她也笑了。他的眼睛没有弯，因为他在看镜头；她的眼睛弯了，因为她也在看镜头。但她的弯和他的不弯不一样。她的弯，是因为开心；他的不弯，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在镜头前笑。但没关系，因为在这张照片里，笑不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同一个镜头里。
颁奖典礼结束后，两个人走出会场，站在门口。北京的六月比长青热，热得像蒸笼，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城市特有的、混合着汽车尾气和柏油路面被晒热后的味道。阳光很烈，晒得人睁不开眼。刘琼从包里拿出那把浅蓝色的折叠伞，撑开，举在两个人的头顶上。伞面上的白色小花已经快看不清了，兔子挂件的两只耳朵都断了，用胶水粘过，粘歪了，两只耳朵一高一低。
“去哪？”她问。
“你说去哪就去哪。”
“去故宫。”
“为什么想去故宫？”
“因为没去过。”
“我大一去过了。”
“那是你。我没去过。”
两个人撑着那把破旧的、不太好看的、但陪他们走过了一个春夏秋冬的伞，走到了地铁站。地铁站里人很多，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刘琼被挤得贴在他身上，双手环着他的腰，脸埋在他的胸口。他能感觉到她的呼吸，一下一下的，温热的，透过他的衬衫，印在他的皮肤上。
“刘琼，”他低下头，嘴唇贴着她的耳朵，“你以前不是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吗？”
“不喜欢。”
“那你还来？”
“因为你在这里。”
故宫很大，大到走一天也走不完。他们从午门进去，穿过太和门，走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穿过乾清门，走过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最后从神武门出来。一路上，刘琼拍了很多照片。拍屋顶的琉璃瓦，拍门前的铜狮子，拍墙上的砖雕，拍屋檐上的脊兽。她拍得很认真，每一张都反复调整角度，直到满意了才按下快门。
“你拍这么多，回去看得完吗？”郑阅问。
“看得完。一张一张地看。每一张都有故事。”
“这张有什么故事？”
刘琼翻出一张照片——太和殿的正面，阳光从殿顶照下来，把整座殿照得金光闪闪。殿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黑压压的，像一群蚂蚁。在这些蚂蚁中，有两个很小很小的点，一个是她，一个是他。他们在照片的右下角，小到几乎看不清，但如果你仔细看，你会看到，他们站得很近，近到像一个人。
“这张的故事是，”刘琼说，“我们很小，故宫很大。但故宫是死的，我们是活的。所以没关系。我们小，但我们活着。我们活着，所以我们能走。能走到故宫的每一个角落，能走到北京的每一个角落，能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活着，就能走到。”
郑阅看着那张照片，看着右下角那两个很小很小的点。他想起一年前的今天，他坐在图书馆四楼靠窗第三排的位置上，看着窗外，等一个人。他不知道她会不会来，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她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他只知道，他在等。等一个人，走进他的生命，然后就不走了。
“刘琼，”他说，“你知道吗，去年的今天，我在等你。”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在等你。”
两个人站在神武门外的广场上，面对着故宫的北门。夕阳正在西沉，把整座故宫染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片金色的、波光粼粼的、没有边际的海面。
刘琼收起了伞，把伞塞进包里。她伸出手，拉住了他的手。
“走吧，”她说，“回家了。”
两个人转过身，背对着故宫，走进了北京的暮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