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那种一夜之间的、脱胎换骨的改变——她的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上班、加班、改方案、被甲方催、被主管催、被各种deadline追着跑。但她的内心不一样了，像一间关了太久的房间终于打开了窗户，阳光涌进来，风吹进来，空气里所有的沉闷和腐朽都被卷走了，换成了新鲜的、带着青草和泥土气息的、让人想深深呼吸的东西。这个东西的名字叫余砚。她开始注意到以前从来不会注意的事情。比如早上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的时候，她会想，余砚那边的阳光是什么样的？他也会被阳光晃醒吗？还是会拉上遮光帘，在完全的黑暗里多睡一会儿？比如中午在公司食堂吃饭的时候，她会想，余砚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他一个人吃还是跟同事一起吃？他吃饭的时候会不会也像跟她在一起时那样，先把她爱吃的菜夹到她碗里？比如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经过那棵大槐树，她会停下来，站一会儿。有时候余砚在——他会在她下班的时间准时出现在那棵树下，有时候不在——他说过“每天都在”，但他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自己不能推掉的事情。他不来的时候，她也不会失望，因为她知道他在另一个地方，在做自己的事，在过自己的生活，在等她。
这种“知道”的感觉，让她觉得很安心。六月最后一个周末，苏晚柠回了趟家。这次不是为了问她妈关于城西的事——那些事她已经不需要问了，她的大脑和余砚一起，帮她解开了大部分的谜题。她回家，是因为她妈打了三个电话，第三个电话的时候语气已经不太好了：“你再不回来，你妈我就把排骨汤倒掉，一口都不给你留。”苏晚柠到家的时候，她妈正在厨房里忙活。排骨汤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穿过走廊，飘到玄关，苏晚柠换鞋的时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不是她给余砚定义的那种精神层面的“家”，是实实在在的、物理意义上的、有排骨汤和唠叨的“家”。“妈，我回来了。”她走进厨房，从背后搂住她妈的腰，下巴搁在她妈肩膀上。她妈正在切冬瓜，手里的刀顿了一下。“多大了还撒娇？”“多大都是你闺女。”“哼。”她妈哼了一声，但嘴角是弯的，苏晚柠从她妈侧脸上看到了那个弧度，觉得很温暖。她妈把切好的冬瓜放进汤锅里，盖上盖子，转过身来，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一遍。“你今天气色不错，”她妈说，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她头发上，停了一下，“这个发夹新买的？”苏晚柠下意识摸了摸头发上的珍珠发夹。
“嗯，上周买的。”“好看，”她妈转过身去继续忙活，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苏晚柠靠在厨房门框上，犹豫了一下。“妈，你还记得城西对门住过的那家人吗？”她妈的背影僵了一瞬，极其短暂的一瞬，短到如果不是苏晚柠一直在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但苏晚柠看到了，她不仅看到了她妈肩膀的微僵，还看到了她妈握刀的手指收紧了一点，看到了她妈的后颈上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怎么又问这个？”她妈的声音还是很平静，但那种平静和余砚的平静不一样。余砚的平静是深水，表面无波，底下是暗涌；她妈的平静是盾牌，挡在前面，后面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口的话。“因为我见到余砚了，”苏晚柠说，“当年住在六楼的那个男生。”她妈手里的菜刀“咔”地一声剁在了案板上，不是切菜的那种有节奏的“咔”，是那种突然的、失控的、连自己都吓了一跳的“咔”。冬瓜被剁成了两半，汁水溅出来，溅在她妈的围裙上。“妈，你认识他，对不对？”沉默。厨房里只有燃气灶上排骨汤咕嘟咕嘟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叫声。阳光从厨房的小窗户照进来，落在她妈的肩膀上，把那些花白的头发照得几乎透明。
“认识，”她妈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涩，“那孩子，我怎么能不认识。”苏晚柠走近了一步，看着她妈的背影。她妈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是哭，是那种“有些话憋了太久，终于要说出来了”的颤抖。“妈，你告诉我。十一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妈关了火，把锅盖盖好，解下围裙，叠了两下，放在料理台上。然后她转过身来，看着苏晚柠。她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苏晚柠忽然觉得，她妈和余砚真像——都擅长把眼泪咽回去，都擅长把所有的苦扛在肩上，都不擅长开口求助。“你爸走的那年，你十六，”她妈靠在水槽边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这是一个防御的姿势，一个人要把自己包裹起来才能说出口的话，一定很重，“第二年我查出来肝上有个囊肿，良性的，但位置不太好，医生建议手术。我没做，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手术要花钱，家里没钱。你爸走的时候把存款都带走了，不，不能说带走，是卷走了。”苏晚柠的手指攥紧了门框，指甲嵌进木头里。“我瞒着你，每天吃中药，你以为是调理身体的，其实是在控制那个囊肿。你每天放学去医院拿药，回来给我熬药，你的手被烫过很多次，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知道。”“妈……”“你听我说完，”
她妈的嘴唇在发抖，但声音很稳，“这些你都知道，我要说的是你不知道的。你每天早出晚归，学习，照顾我，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我帮不了你——我自己都站不稳，怎么扶你？”她妈的眼眶终于兜不住了，眼泪顺着眼角滑下来，她没有擦，任由它们流下去。“那个姓余的孩子，住我们对门六楼的，你搬来没多久他就开始注意你了。开始只是帮你提东西，后来知道你妈病了，主动说帮你拿药。他每天放学比我们晚，但他会绕路去医院，拿了药再回来，放在我们家门口。我一开始不知道是谁放的，后来有一次我开门早了，看到他在门口蹲着，把那袋中药轻轻放在地上，生怕发出声音惊到我。”苏晚柠的眼泪也掉下来了，她想起那些年每天放学回家，门口总放着一袋中药，她以为是她妈让医院送来的，从来没问过。“那孩子不怎么说话，但什么都做。你每天回来得晚，他就在六楼门口站着，等你关了门他才进去。你周末打工，他会在楼下转，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下午。我问他，‘孩子，你不用回去陪你爸吗？’他说，‘我爸不在家。’我说，‘那你一个人不害怕吗？’他说，‘阿姨，我不怕黑，我怕安静。’我那时候不知道他爸为什么不在家，后来才知道——”
她妈的声音忽然断了，像一根被绷得太紧的弦，“啪”地一下断了。“后来怎么了？”苏晚柠的声音在发抖。她妈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燃气灶上的排骨汤从沸腾变成平静，长到窗外的鸟叫声从喧闹变得稀疏，长到苏晚柠以为她妈不会回答了。“他爸叫余德海，”她妈终于开口了，声音低得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在工地上干活。你搬来的前一年，他出了事。不是意外，是他干的。他跟工头起了争执，把人打了，打得很重，工头没救过来。”苏晚柠的脑子里“嗡”地一声，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炸开了。“判了十五年，”她妈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在念一份判决书，“他爸进去的时候，他才十三。他妈在他爸进去之后的第三个月就走了，跟一个外地来的商人，走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留，连一张字条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