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南满。陈啸往东边走了十几天，没有找到杨靖宇。他找到的是杨靖宇走过的地方——烧过的营地的灰烬，还冒着青烟，人刚走。雪地上的脚印，往东边去了，很深，走得很急。树皮上刻的字，“往东”。他蹲下来，摸了摸那两个字，站起来，继续往东走。
“他还在前面。”赵铁柱说。
“嗯。”
“追得上吗？”
“不知道。”
陈啸走在最前面，低着头，看着脚下的脚印。脚印被雪盖住了一半，模模糊糊的，但还能看见。他走得很快，膝盖不疼了，头也不疼了。他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风吹过来，凉的，带着雪末子。他把领口紧了紧。
追了几天，脚印没了。不是被雪盖住了，是散了。往东，往南，往北，到处都是脚印，分不清哪条是杨靖宇的。陈啸蹲在雪地里，看着那些脚印，看了很久。赵铁柱蹲在他旁边，把烟叼在嘴里，没点。
“分头找。”陈啸说。
“分头？”
“分头。你往南，我往东。找到了，放信号。”
赵铁柱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雪，往南走了。陈啸一个人往东走。
他走了三天。第三天傍晚，他看见前面有烟。不是炊烟，是烟头的烟。有人。他蹲下来，手摸到腰里的刀。一个人从树后面走出来。穿着灰布军装，没有军衔，没有胸章。瘦，黑，脸上全是灰，眼睛红红的。看见陈啸，愣了一下。
“你是谁？”
“陈啸。杨司令在哪？”
那人没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陈啸走过去，站在他面前。
“杨司令在哪？”
那人抬起头，嘴动了一下，没出声。眼泪流下来了。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流。他蹲下去，把脸埋在手里。肩膀在抖，没有声音。
陈啸站在那里，看着他。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风从北边来，冷的。
“他死了。”那人说。声音闷在手里。
陈啸没说话。他把那根烟从嘴里取下来，看了看，又叼回去。
“什么时候？”
“二月。二十三日。”
二月二十三日。今天五月。过了三个月了。陈啸站在那里，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风吹过来，冷的，带着雪末子。他把领口紧了紧。胃像是被人攥住了，拧了一下又一下。他忍着，没吐。
“在哪？”
“濛江。”那人说，“三道崴子。他被包围了。跟了他好几天，没吃没喝，走不动了。日本人喊话，让他投降。他不降。他开枪，打死了几个。后来——后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靠着树，倒下去的。日本人过来，把他的头割了。”
那人说不下去了。他蹲在地上，把脸埋在手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陈啸站在那里，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青的，灰蒙蒙的，看不清楚。他把那根烟从嘴里取下来，在手心里攥了攥。烟纸皱了，烟草干了。他把烟叼回去，没点。
“他的信呢？”他问。
“什么信？”
“他写给我的信。”
那人摇了摇头。“不知道。他身边什么都没有。只有枪，只有怀表，只有一支钢笔。”
陈啸没说话。他伸手摸了摸怀里。那几封信还在。纸糙，黄，边角卷着。他把信掏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好。第一封：你教的那些，管用。第二封：毙敌十余人。我们伤了两个，没死。第三封：雪大。路断了。开春再说。第四封：还在打。第五封：弹尽。粮绝。人还在。他把信叠好，揣回去。纸又厚了一点。胸口又沉了一点。
他蹲在雪地里，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手在抖，不是怕，是冷。他把手缩进袖子里，缩着肩膀。他看着东边的山。山是青的，灰蒙蒙的，看不清楚。杨靖宇在东边。在东边的某个山沟里，在东边的某个密林中。他不在了。
“他死之前，说什么了吗？”陈啸问。
那人想了想。“他说——他说，‘告诉同志们，坚持下去。’”
陈啸没说话。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雪。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往东边看了一眼。天快黑了，东边的山黑黢黢的，看不清楚。
“走吧。”他说。
“去哪？”赵铁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蹲在他旁边。
“往南。”
他们往南走。陈啸走在最前面，低着头，看着脚下的雪。雪是白的，踩上去嘎吱嘎吱响。他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摸了摸耳朵。烟还在。他摸了摸怀里。信还在。他摸了摸肚子上的疤。硬硬的，还在。他不记得这道疤是什么时候有的。但他知道，它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
他走了很远，停下来。从怀里摸出那封信。最上面那封，杨靖宇写的——纸是烟盒纸，褐色的，边角烧过。他把信展开，看了一遍。字歪歪扭扭的，墨很淡，有些地方看不清。但他认得出那几个字：弹尽。粮绝。人还在。
他把信叠好，揣回去。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蹲在雪地里，把那根烟取下来，放在地上。不是给谁抽的。是放在那里的。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雪，走了。风吹过来，把那根烟吹走了。他没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