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暑假，我跟周师傅出了三十多次警。有偷鸡摸狗的小案子，有夫妻打架的家务事，有两个村子因为争水引发的群体斗殴。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很小，和我在学校学到的那些大案要案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但每一件事都让我看到了一些我在课本上看不到的东西。比如那个偷了一只鸡的老头。老头七十多岁，瘦得像一根竹竿，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蓝布衫。他偷了邻居家的一只老母鸡，被邻居当场抓住，扭送到了派出所。邻居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皮鞋，夹着皮包，说话很大声，一看就是在外头做生意的。“周警官，这老头不是第一次了！上个月偷了我家三斤腊肉，我看他年纪大了没追究，今天又来偷鸡！这种人就是惯犯，一定要严肃处理！”周师傅问他：“大爷，你为什么要偷鸡？”老头低着头，不说话。“大爷，你家里还有谁？”老头还是不说话。周师傅让我去老头家看看。我骑着自行车，按照老头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了县城边上的一间土坯房。房顶上的瓦片碎了一半，墙上的泥皮脱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黄色的土坯。门没有锁，用一根铁丝拴着。我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打着手电筒照了一圈，看到一张木板床上躺着一个人。是一个老太太。她的眼睛闭着，呼吸很微弱。床头放着一碗水，水面上浮着一层灰。床边有一个搪瓷盆，盆里有半盆已经干了的米粥。我叫了几声，她没有反应。我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我跑回派出所，把情况告诉了周师傅。周师傅的脸一下子变了，他站起来，走到老头面前。“大爷，你老伴病了多久了？”老头的肩膀抖了一下，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眼睛里没有泪水，但那种干枯的、绝望的目光比任何泪水都更让人心里发紧。“一个礼拜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发高烧，吃不进东西。我带她去卫生院看了，医生说要住院，要花三千块钱。我没有三千块钱。”“所以你去偷鸡？”“我想卖了鸡，换钱给她买药。”老头的嘴唇在哆嗦，“我知道偷东西不对。但我没有办法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邻居站在一旁，脸上的表情变了。从愤怒变成了尴尬，从尴尬变成了沉默。他从皮夹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没有看老头的眼睛，转身走了。周师傅让我开车把老太太送到县医院。老太太住了五天院，花了四千多块钱。老头还不起那四千块钱，但他也没有再偷东西。
他每天来派出所，手里提着几个鸡蛋，放在门口，然后转身就走。周师傅追出去，他就跑。周师傅不追了，他就站在远处，看着派出所的方向，站很久。“他为什么送鸡蛋来？”我问他。周师傅说：“他觉得欠我们的。”“他没有欠我们。那四千块钱是医院收的，又不是我们帮他垫的。”“你不懂。”周师傅看着门口那袋鸡蛋，摇了摇头，“他觉得他欠了人情。他这辈子不想欠任何人的人情，但现在他欠了。他只能用他能拿出来的东西还。哪怕只是几个鸡蛋。”那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周师傅一个问题。“周师傅，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坏人吗？”他想了很久。“有。”他说，“但很少。”“大多数是什么样的？”“大多数是像那个老头一样的普通人。”他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没有别的选择。你给他们一个选择，他们会做好人。你不给，他们就只能做坏事。”我没有说话。“小陆，”周师傅看着我，“你知道你为什么来我这里的时候，我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吗？”“为什么？”“因为你太白了。”他说，“你的世界太干净了。好人和坏人，对和错，黑和白，分得清清楚楚。但这个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世界是灰色的。你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灰色的东西。你会难受，会怀疑，会觉得你所学的那些东西派不上用场。”
“那我该怎么办？”周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记住一件事。”他说，“不管这个世界有多灰，你要守住你自己心里的那一点白。不需要很多，一点就够了。那一点白，是你做警察的底线。”后来的事情，周师傅没有料到。他以为他的那番话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强，让我学会在灰色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事实上，那番话让我更加迷茫了。因为在我看到的那些灰色的故事里，“守住心里的白”是一件太难太难的事情。比如那个偷自行车被判刑的男孩。男孩的案子不是我的，是同所另一个民警办的。但我看了卷宗，看到了那封遗书。“妈妈，对不起，我又让你丢人了。”我又让你丢人了。那个“又”字像一把刀一样扎在我心里。我想起了周师傅说的话……“你给他们一个选择，他们会做好人。你不给，他们就只能做坏事。”那个男孩有选择吗？他没有。他的家里买不起自行车，他的同学们都有自行车，他想和他们一样。这个愿望有错吗？没有。但他实现这个愿望的方式是错的。他偷了别人的车。他应该受到惩罚。但惩罚的尺度应该是什么？他应该为了一辆三百块钱的自行车付出生命的代价吗？不。但他付出了。
因为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程序、我们那套非黑即白的逻辑，没有给他留退路。他被贴上了“小偷”的标签。在那个小地方，“小偷”的标签是一辈子都撕不掉的。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他的妈妈会在菜市场被人笑话，他的未来会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一样，怎么拼都拼不回去。他选择了死。因为他觉得死比活着更容易。我辞职的那天，我的领导说：“你太年轻了，这种事情看多了就习惯了。”我说：“我不想习惯。”领导看着我，叹了一口气。“那你就走吧。”他说，“这个世界不适合你这种人。”我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天在下雨。南方的雨不像北方的雨那样豪爽，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像是天被戳了一个洞，水不停地从那个洞里漏出来。我站在雨里，没有打伞，没有躲。雨把我的头发打湿了，把我的衣服打湿了，把我的鞋子打湿了。雨水顺着我的脸流下来，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我离开了那座小城，离开了那个我从小长大的省份，去了北京。我在北京租了一间地下室，开始找工作。我的简历投了四十七份。四十七份。每一份都石沉大海。如果不是陈建安在东直门地铁站A口等我，如果不是他把我拉上那辆黑色桑塔纳，如果不是他把花乔希的照片递给我……
我不知道我现在会在哪里。也许在北京的某个地下室继续投简历，也许回了南方老家，也许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但命运没有给我那些“也许”。它给了我一辆黑色桑塔纳，一个深蓝色的信封，一个叫花乔希的男孩。•• 第三十七章• *** 陈建安的故事陈建安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不是抓错了人，不是办错了案，不是得罪了哪个领导。是他没有留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