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我说，没有犹豫。“你确定？”“我确定。”他看着我，眼眶慢慢地红了。“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一声叹息。“因为我想。”“不是因为任务？”“不是。”“不是因为同情？”“不是。”“那是因为什么？”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光在微微颤抖，像是烛火在风中摇曳，随时可能熄灭，但又不肯灭。“因为你值得。”我说。他的眼泪落了下来。他没有擦，也没有把脸藏起来。他看着我，让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被子上，滴在他握着我的那只手上。“你总是说这种话。”他的声音在发抖，“你总是说这种让我想哭的话。”“那就哭。”我说，“我说过，你可以在我面前哭。”他松开了我的手，然后伸出手，环住了我的脖子，把脸埋在我的颈窝里。他哭了。不是无声的流泪，也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压抑的、克制的、像是怕被人听到的哭泣。他的肩膀在发抖，他的呼吸又急又碎，他的手抓着我的衣服，抓得很紧很紧。我抱着他，一只手在他的后背上轻轻地拍着。“没事的。”我说，“我在。”他的哭声慢慢变小，慢慢变成了抽泣，慢慢变成了均匀的呼吸。他睡着了。在我怀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我抱着他，不敢动。他的脸贴着我的脖子，呼吸温热而均匀。
他的手还抓着我的衣服，但力度已经松了，像是一个婴儿抓着母亲的手指，不是因为害怕失去，而是因为习惯了那个温度。我低下头，看着他的脸。他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在橘黄色的灯光里闪闪发亮。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点点白色的牙齿。他的眉头不再皱着，舒展开了，像是一片被风吹平的湖面。我轻轻地、轻轻地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晚安。”我说。他没有回答，但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一个很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即使在梦里，他也在对我笑。那天晚上，我睡在了他的床上。我靠坐在床头，他靠在我怀里，我们就这样睡了一整夜。我的手臂麻了，我的脖子酸了，我的后背僵了，但我没有动。因为他在我怀里睡得很安稳，安稳到我不想做任何可能吵醒他的事。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来，把银白色的光洒进房间，洒在我们身上。我闭上眼睛，听着他的呼吸声，慢慢地、慢慢地也睡着了。这是我这辈子睡得最安稳的一个夜晚。一、暴风雨前：最后的二十四小时【五月十七日·清晨】花乔希是被噩梦惊醒的。我没有问梦到了什么。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到楼上传来他急促的喘息声，然后是床铺的声响，然后是光脚踩在地板上的脚步声。
他没有下楼。他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五分钟后，我上楼敲门。门没有锁。他站在窗前，背对着我，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身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他的肩膀很窄，很薄，像是一个还没有完全长成的少年。但我知道他已经二十二岁了。他不会再长了。他就是这个样子——苍白的，瘦削的，像是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样子。“做噩梦了？”我问。“嗯。”“什么梦？”他没有回答。他转过身，看着我。晨光里，他的脸白得几乎透明，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色。他昨晚没有睡好——不，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了。自从花荣生在电话里说出那句话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我梦到我妈。”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她站在一片白雾里，我看不清她的脸。她对我招手。我走过去。雾散了。她不见了。”“你想她。”“不是想。”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是怕。我怕我忘了她的样子。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她的脸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模糊。我记得她笑起来的样子，但记不清她的牙齿是什么形状。我记得她说话的声音，但记不清她的声调。我怕再过几年，我连这些都不记得了。”“你不会忘记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你在努力记住。”
我说，“一个人真正想忘记的东西，是不需要努力的。你努力记住，就不会忘记。”他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然后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是一个笑，一个很轻很轻的、像是晨光一样短暂的笑。“你总是说这种话。”他说。“什么话？”“让我觉得——什么都还好。”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伸出手，抱住了我。他的手臂环过我的腰，他的脸贴在我的胸口。他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软软的，凉凉的。他的身体很轻，很瘦，像是一片被风吹过来的叶子，轻轻地落在我的怀里。我伸出手，环住了他的肩膀。“陆深。”他的声音闷在我的胸口。“嗯。”“今天过后，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嗯。”“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会变成你自己。”我说，“不是花荣生的儿子，不是周文彬的目标，不是宋以宁的执念。就是你自己。花乔希。”他的手指在我的后背上收紧了。“你也会在吗？”“我会。”“你保证？”“我保证。”我们站在窗前，抱着。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们身上。窗外的北京城在苏醒。远处的马路上有公交车在行驶，有自行车在穿行，有人在赶路，有人在等车。这座城市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这座城市不在乎今天会发生什么。它只是在运转，像一个巨大的、不知疲倦的机器，把每一个人裹挟进去，然后吐出来。
但这一刻，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在这个晨光照耀的窗前，时间像是停了下来。【五月十七日·上午】九点，陈建安打来电话。“今天下午三点，行动部署会。”他的声音很低，压着嗓子，像是在一个不方便说话的地方，“你来。带上花乔希。”“他也要去？”“他要知道全部情况。他是关键证人。”我挂了电话，看着花乔希。他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没有喝。他的目光落在茶杯里，像是那里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看。“陈建安让我们去。”我说。“好。”“你不想知道为什么？”“他想让我知道全部情况。”花乔希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因为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是‘花荣生的儿子’了。我是一个证人。一个要上法庭作证的证人。”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平静得像是他已经把所有的恐惧和不安都吞进了肚子里，然后脸上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随时可能会碎掉的平静。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你害怕吗？”我问。“怕。”他说，“但是怕也没有用。”“你可以不怕。”“怎么做到？”“看着我。”我说，“怕的时候，看着我。”他转过头，看着我的眼睛。“你的眼睛里有我吗？”他问。“有。”我说，“一直有。从第一天就有。”他的眼眶红了一下，但没有哭。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好。”他说，“怕的时候，我就看着你。”【五月十七日·下午三点·行动部署会】行动部署会在市局刑侦总队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会议室不大，大约三十平方米，中间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桌子上铺着白色桌布。桌子的两侧各坐着七八个人，有的穿着警服，有的穿着便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