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走后，狄仁杰在老槐树下站了很久。信已经收进怀里了。
他转身走回巷子里，推开院门，沈安正在堂屋门口修补一只漏水的水桶，把一块削好的木楔子敲进桶底的裂缝里，敲了两下停下来等他说什么。他走进来，什么也没有说，在槐树下的石墩上坐下来，把那封信从怀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反反复复看了三遍，才折好放回信封里，没有收进怀里，起身走回屋里，放进床头那个木匣子的最底层，把那幅画和那封信叠在一起。
过了几日。早晨他蹲在井边洗脸，水很凉，激得人一激灵。他听到院门被敲响了，不重，也不急，三下，停一停，再三下。他放下擦脸的布，站起来走过去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穿灰袍的中年人，身形瘦长，面目普通，但目光很稳。那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开口问：“是狄仁杰狄公子吗？”
“我是。”
“我从长安来。”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没有封蜡，“李善李大人让我带给您的。”
狄仁杰接过信，撕开封口抽出信纸。信只有短短几行，字迹端正平稳，是李善一贯的风格。“仁杰见字如面。长安诸事已了，内侍省残余势力已全数清剿，名单上的人均已落网。陛下日前在朝会上亲口宣读了内侍省的罪状，三省联名发文，公告天下。你父亲的名字，也在这份公告之中。陛下为他正了名，追赠大理寺卿，荫一子入国子监。”
狄仁杰的呼吸停了一下。他继续往下看。“那枚‘鹤归’令牌的谜底，我也查到了。刻字的人不是你父亲，也不是内侍省。是那个老琴师。他在你父亲死后重返书房，在你父亲掌心刻下那个字，作为留给你的最后一条线索。他已于三年前在洛阳病逝，临终前托人转告我——‘告诉那孩子，他爹没有白白相信我。’”
他看完最后一个字，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站在那里没有动。中年人等了一会儿，试探着问了一句：“公子可有回信需要在下带回？”他摇了摇头。“没有回信。”他顿了一顿，“多谢你跑这一趟。”那人拱了手，转身走了。
他关上门，把那封信放进木匣里，和那幅画、赵英送来的那封信并排放在一起。盖上盒盖，转身走出堂屋，穿过院子走到菜地边蹲下来拔草。泥土的气息混着草木汁液的气味，闻着让人心安。
太阳升高了。他直起腰，伸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金黄的叶片铺了满地，在午后的光照中泛着温暖的光泽，风一过就沙沙地响。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弯腰把那封刚刚抵达的信从怀里摸出来。打开木匣，放进去，又盖上盖子，把那些陈年的秘密与刚到的消息一同封在幽暗处。
晚上沈安在灶台上摆好碗筷，一人一碗粥，一碟咸菜。他端起碗低头喝了一口。沈安也端起碗喝了一口，吸溜声在安静的灶房里格外清晰。两人各自喝完粥，沈安收了碗筷去洗，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从灶房传出来。
他坐在堂屋门口没有点灯。月亮升起来了，淡淡的月光照在院子里。风吹着银杏树的枝条，沙沙的声响从头顶上方传来。他把木匣从床头搬出来放在膝盖上，没有打开，只是用手按着盒盖。他低着头，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然后他把木匣放回原处站起来走进灶房，沈安已经把碗洗好了，正在擦灶台。他说：“明天我去镇上买点石灰，把院墙再刷一遍。”沈安没有回头，把抹布搭在水缸沿上应了一声。
第二天清晨，阳光照在刚刷白的院墙上，空气中还残留着一股石灰的气味。他站在台阶上打量了一圈自己的院子。那棵银杏树在晨光中一片金黄，叶子落了满地也铺了满墙根。
沈安从灶房探出头来，手里拿着两个刚蒸好的杂粮馒头，冒着白汽。他递了一个给他。他接过来咬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他嚼了几口咽下去，呵出一口白汽。那白汽在晨光中散开，混进深秋清冽的空气里，散了，不见了。他就那样站在新刷好的院墙前，一口一口吃完了那个很烫的馒头。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秋天就过完了。银杏树落光了叶子，枝干光秃秃地伸向铅灰色的天空，鸟巢也露出来了。他每天早起生火做饭，饭后劈柴挑水翻地，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坐在门槛上看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
冬至那天，他买了一刀黄纸，在父亲的坟前烧了。纸灰被风吹散，飘向田野的方向。
大雪纷飞那天，他坐在屋里烤火，沈安在院子里扫雪，扫帚刮过青石板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进来，节奏平稳，像日子本身的声音。他拨了拨盆里的炭火，火星溅起又落下，在灰烬中熄灭。窗外雪还在下。
又一年秋天来得不声不响。银杏叶开始泛黄的时候，他在树下翻那几本旧书。他翻到一本笔记，是他自己的笔迹，记录着那年春天菜籽发芽的日期。他看了几行，合上笔记搁在膝头。然后他听到了马蹄声，在巷口停了下来。他没有抬头，翻了一页书。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不高不低：“狄先生，听说你破案很厉害。我有一桩案子，想请你帮忙查一查。”他合上书，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落叶，抬眼望向来人。“说说看。”秋风起，银杏叶如雨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