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南满。
陈啸在山里走了十几天。不是去找谁，是往东走。东边有杨靖宇，东边有队伍，东边有仗打。他不知道杨靖宇在哪，只知道在东边。在某个山沟里，在某个密林中，在某个他找不到的地方。但他知道他在。他往东走。每走一步，离他近一步。
路越走越窄，从土路变成山路，从山路变成人踩出来的小径。两边的山越来越高，树越来越密。那根烟叼在嘴里，湿了，叼不住，拿下来别在耳朵上。耳朵上两根烟，都皱了。他没舍得扔。
他走得不快。腿上的伤好了，但走久了还是疼。骨头里的疼，不是皮肉。膝盖像是碎了，每踩一步都像有人拿锥子扎。他咬着烟嘴，没出声。头也疼，一阵一阵的，像有人在里面敲。他把手按在额头上，按了一会儿，不见好。
三月初，他走进一片密林。树高，遮天蔽日的，阳光像是被筛过一样，稀稀拉拉地洒下来，落在身上也是冷的。四周静得吓人，连鸟叫声都显得空旷。他走在最前面，用手扒开树枝，用脚踩倒草。树枝弹回来，打在脸上，疼。他没停。
走了半天，他忽然停下来。他听见了水声。不是溪，是河，哗哗的，流得不急。他顺着水声走过去，拨开一片灌木，看见了一条河。河不宽，水浑黄浑黄的，流得不快。对岸是山，更高的山，更密的林。他蹲在河边，捧了一口水，喝了。凉的，带着土腥味。胃像是被人攥了一下，拧了一下又一下。他忍着，没吐。他把水泼在脸上，激得人一激灵。
他站起来，沿着河岸走。走了不远，看见前面有烟。不是炊烟，是烟头的烟。有人。他蹲下来，手摸到腰里的刀。一个人从树后面走出来。穿着灰布军装，没有军衔，没有胸章。瘦，黑，脸上有疤。看见陈啸，愣了一下，枪端起来。
“你是谁？”
“陈啸。”
那人把枪放下了。“陈连长？杨司令在找你。”
陈啸看着他。“他在哪？”
“在前面。我带你去。”
他们沿着河岸走，走了半天。天快黑了，前面出现了一片空地。空地不大，几间破木屋，一个用树枝搭的棚子。棚子底下堆着弹药箱。院子里有人，蹲着擦枪，坐着补衣服。看见陈啸，都停下来，看着他。
一个人从木屋里走出来。穿着旧军装，灰绿色的，洗得发白。脸上有冻疮的疤，嘴唇裂了口子，眼睛很亮。他看见陈啸，走过来，伸出手。
“你瘦了。”
陈啸没说话。他站在那里，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风吹过来，冷的。他把领口紧了紧。
“进来。”杨靖宇转身往木屋里走。
木屋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炕。桌上摊着地图，用子弹盒压着角。油灯不大，光晕昏黄，照在地图上，山是黑的，河是黑的，路是黑的。杨靖宇走到桌前，指着地图。
“邵本良把你追得够呛。”
“他还活着。”陈啸蹲下来，看着地图。
“活着。活得挺好。”杨靖宇看着他，“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没了。”
杨靖宇没说话。他从兜里摸出一封信，递给陈啸。陈啸接了。纸糙，黄，边角卷着。字歪歪扭扭的，墨很淡。杨靖宇说：听说你被追了。往东边来吧。
陈啸把信看了一遍，叠好，揣进怀里。和前面那几封贴在一起。纸又厚了一点。
“你往东边来。”杨靖宇说，“我这边还能藏人。”
陈啸没说话。他抬手摸了摸干裂起皮的嘴唇，把那根被口水浸软的烟从嘴里取下来，在指腹间捻了捻。烟纸皱了，烟草干了。他看了很久，还是没舍得扔，重新叼回嘴角。
“我再想想。”他说。
他在杨靖宇的营地里住了几天。不是他选的，是走不了。腿肿了，膝盖像馒头，皮绷得发亮，按一下，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刘世杰从山下弄来几把草药，嚼烂了，敷在膝盖上，用破布缠了几圈。疼，钻心疼。陈啸咬着那根烟，没出声。
杨靖宇每天出去，天不亮就走，天黑了才回来。回来以后蹲在桌前，对着地图，不说话。陈啸躺在炕上，看着他。有时候杨靖宇会问他一句，比如“你觉得这个路口怎么样”，或者“如果日军从这个方向来，你往哪跑”。陈啸说了，杨靖宇听着，不点头，不摇头。听完了，继续看地图。
几天后，陈啸能走了。不是好了，是习惯了。习惯了头里的疼，习惯了膝盖里的疼，习惯了胃里一阵一阵的抽搐。他把这些当成身体的一部分，像多出来的几道疤。带着它们，继续走。
“你往东边来。”杨靖宇站在门口，又说了一遍。
陈啸站在院子里，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风吹过来，冷的。他把领口紧了紧。他看着东边的山。山是青的，灰蒙蒙的，看不清楚。
“我再想想。”他说。
他走了。往东。不是去找杨靖宇，是往东走。杨靖宇在东边，他也往东走。也许走不到一起，但方向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