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南满。雪封了路。不是慢慢封的，是一夜之间。前一天还能看见路，黑色的土，枯黄的草，被踩得硬邦邦的。第二天起来，什么都看不见了。白茫茫的，山是白的，树是白的，连天都是白的。
陈啸站在山顶，看着那些山。白的。树也是白的。天是灰的。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已经好几天没接到信了。不是信不来，是交通员走不动了。雪太深了，没到膝盖，走一步拔一步，拔不出来。他站在山顶，看着那条进山的路。路被雪盖着，看不见。但他知道路在那里。在雪底下。等雪化了，路就出来了。他不知道雪什么时候化。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也许更久。他只知道，他得等。
粮食不够了。烧了邵本良的粮库以后，他们从山里运出来一批粮食，藏在山顶的石洞里。但人多了，粮食吃得快。陈啸让人每天只吃两顿，每顿只吃半饱。还是不够。
“撑不到开春。”赵铁柱说。
“嗯。”
“得想办法。”
陈啸没说话。他蹲在窝棚门口，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风吹过来，冷的。他把领口紧了紧。
十一月下旬，姓孙的带着两个人下山弄粮食。走了两天，回来了。背了一袋子苞米，还有半袋子高粱。
“从哪弄的？”陈啸问。
“从老百姓手里买的。”
“拿什么买的？”
“子弹。”
陈啸没说话。他从兜里摸出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蹲在窝棚门口，看着那袋子苞米。苞米是黄的，粒不大，有的瘪了。他把手伸进去，抓了一把，在手心里搓了搓。
“够吃几天？”他问。
“五天。省着吃，七天。”
陈啸点了点头。他把苞米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明天再下山。”
“还买？”
“买。子弹没了再去弄。人不能饿死。”
十二月，杨靖宇的第三封信来了。不是交通员送来的，是那个挑担子的老头。他走了一整天，从山外面走进来，雪没到膝盖，走一步拔一步。到了山脚下，放下担子，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放在石头上，用石子压住。转身挑起担子，走了。陈啸从山上下来，拿起那封信。拆开。纸是烟盒纸，褐色的，边角烧过，焦了。字只有一行：雪大。路断了。开春再说。
陈啸看了很久。把信揣进怀里。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站在雪地里，看着那条路。挑担子的老头已经走远了，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风把雪吹起来，把脚印盖住了一半。他看了很久，转身往山上走。
赵铁柱在窝棚门口蹲着，叼着烟，没点。
“又来信了？”他问。
“嗯。”
“写的什么？”
“雪大。路断了。开春再说。”
赵铁柱没说话。他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在手心里搓了搓，又叼回去。
“杨靖宇那边还在打。”陈啸说。
“嗯。”
“我们也打。”
十二月下旬，陈啸带着人下山，摸了一个伪军的哨卡。哨卡在路口，两个伪军，蹲在火堆旁边烤火。枪靠在树上，人缩着肩膀，手伸在火上面烤。陈啸趴在雪地里，看了很久。雪是冷的，趴在身上，冰得骨头疼。他没动。等那两个伪军站起来，转身去添柴。他从雪地里翻出去，蹲着跑。脚踩在雪上，没有声音。一刀，割了一个的喉咙。另一个回头，刀已经捅进去了。两个人倒在火堆旁边，血淌在雪地上，红的，冒着热气。
“走。”他说。
他们往山上走。身后，那堆火还在烧，雪地被血染红了一块。走了很远，回头还能看见那点火光。然后火光没了。雪又盖住了。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最冷的时候。陈啸躺在窝棚里，裹着被子，缩成一团。被子薄，硬，棉花结成了块，盖在身上不保暖。他睡不着，睁着眼看着棚顶。棚顶是树枝编的，草铺的，透风。风从缝里钻进来，凉的。他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缩了缩肩膀。
“连长。”有人在窝棚外面喊。
他坐起来，披上衣裳，推开门。刘世杰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粥。
“喝点。”刘世杰把粥递过来。
陈啸接了。粥是稀的，几粒米，一锅水。他喝了一口。烫，烫得他咧了一下嘴。他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咽。
“粮食还能撑几天？”他问。
“三天。”
“子弹呢？”
“每人不到十发了。”
陈啸没说话。他把碗还给刘世杰，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
“连长，”刘世杰看着他，“我们能撑过去吗？”
陈啸没回答。他看着远处的山。白的。树也是白的。天是灰的。他看了很久。
“能。”他说。
刘世杰没再问了。他端着碗，走了。
陈啸蹲在窝棚门口，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手在抖，不是怕，是冷。他把手缩进袖子里，缩着肩膀。他看着那条进山的路。路被雪盖着，看不见。但他知道路在那里。在雪底下。等雪化了，路就出来了。他等。不知道要等多久。但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