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南满。
粮库烧了以后，邵本良的人撤了。不是不追了，是没粮了。他们退到镇子里，等着补给从沈阳运过来。陈啸在山里待了半个月，养伤，等人。伤不重，胳膊上的口子结了痂，腿上的伤也好了。他每天到山顶上站着，看着那条进山的路。路是土路，弯弯曲曲的，从山外面伸进来，在沟口拐了一个弯，看不见了。他等着。等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八月底，一个人从那条路上走进来了。不是当兵的，是老百姓。穿着灰布衣裳，戴着草帽，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布，一头是针线。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走了一整天了。他走到山脚下，停下来，放下担子，看了看四周。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叠得方方正正的，放在一块石头上，用石子压住。转身挑起担子，走了。
陈啸从山上下来，走到那块石头旁边，蹲下来，拿起那个东西。是一封信。纸糙，黄，边角卷着。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叠了两折。字歪歪扭扭的，墨很淡，有些地方看不清。但他认得出那笔迹。
杨靖宇说：你教的那些，管用。
陈啸看了很久。把纸叠好，揣进怀里。和前面那几封贴在一起。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
赵铁柱从山上下来，蹲在他旁边。“谁来的？”
“南边。”
“写的什么？”
“管用。”
赵铁柱没再问了。
陈啸站在山脚下，看着那条路。路是土路，弯弯曲折的，从山外面伸进来，在沟口拐了一个弯。那个挑担子的人已经走远了，看不见了。他把信揣在怀里，纸糙的，硌着胸口。
九月初，他又派人出去探路。姓孙的带着两个人，走了三天，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不是信，是他画的图。上面画着山、河、村子、路。还有一个红圈，圈着一个地方。
“这是邵本良的据点。”姓孙的指着红圈，“在沟口以东三十里。围墙高，门口有岗哨。里面存着粮食，够一个营吃一冬天。”
陈啸蹲下来，看着那张图。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把那根烟叼在嘴里。
“多少人？”
“不知道。至少一个连。”
“路呢？”
“只有一条路进去。两边是庄稼地，藏不住人。”
陈啸没说话。他蹲下来，又看了一遍那张图。
“不打。”他说。
“不打？”姓孙的看着他。
“不打。打不下来。硬打，人死光了，粮也拿不到。”
“那怎么办？”
“等。等他们出来。”
九月中旬，邵本良的人从据点里出来巡逻。一个排，三十几个人，沿着大路走，枪端在手里，东张西望。陈啸趴在路边的沟里，看着那些人走近。他没动。等他们走过去，他站起来，拍了拍土，带着人跟在后面。跟着他们走了十几里，到了一个村子。那个排进了村子，没有出来。陈啸趴在村口的树后面，看着村子。他看见有人在院子里杀鸡，有人在灶房里生火，有人在门口抽烟。他们在做饭。
“打不打？”刘世杰趴在他旁边。
“不打。”
“他们吃完饭就走了。”
“走了就跟着。”
他们吃完饭，出来了。沿着大路往回走。陈啸跟在后面，一直跟到据点门口。看着他们进去了。他蹲在路边的沟里，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天快黑了。他站起来，拍了拍土，往回走。
九月下旬，第二封信来了。不是交通员送来的，是那个挑担子的老头。他又来了，还是一副担子，一头是布，一头是针线。走到山脚下，放下担子，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放在石头上，用石子压住。转身挑起担子，走了。
陈啸从山上下来，拿起那封信。拆开。纸更糙了，像树皮。字也更潦草了，有的地方连笔，认不出来。但他认得出那几个字：毙敌十余人。我们伤了两个，没死。
他把信揣进怀里。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蹲在石头上，看着那条路。路是土路，弯弯曲曲的，从山外面伸进来，在沟口拐了一个弯。挑担子的老头已经走远了。风吹过来，凉的。他把领口紧了紧。
赵铁柱从山上下来，蹲在他旁边。
“又来信了？”
“嗯。”
“写的什么？”
“毙敌十余人。伤了两个，没死。”
赵铁柱没说话。他从兜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火柴点着了。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喷出来，在风里散开。陈啸蹲在石头上，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青的，灰蒙蒙的，看不清楚。
“那个姓刘的，”赵铁柱说，“你送走的那个，念私塾的。他到了杨靖宇那边，当文书了。”
陈啸没说话。他把那根烟从嘴里取下来，看了看，又叼回去。
“他还活着。”赵铁柱说。
陈啸点了点头。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山上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块石头还在，上面的石子被风吹掉了，滚在路边。他转回头，继续走。
夜里，他躺在窝棚里，把那两封信从怀里掏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好。第一封：你教的那些，管用。第二封：毙敌十余人。我们伤了两个，没死。他把信叠好，揣回去。纸厚了一点，胸口沉了一点。他把那根烟叼在嘴里，没点。火柴在兜里，他不拿出来。他闭着眼，听着外面的风声。风吹得树枝哗啦哗啦响。他想起杨靖宇。想起那些字——“管用”。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收到几封。也许很多，也许没几封了。但他知道，每一封都得揣着。不能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