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还在继续。王正每天早上醒来，窗外的光从黑变成灰，从灰变成白，从白变成淡金色。菜市场的声音还是那些——扫地的沙沙声，三轮车的突突声，卸货的嘭嘭声，人声从稀疏到密集，从低到高。他躺在褥子上听这些声音，听完一遍，天就亮了。
围巾围在脖子上就没有再摘下来。睡觉的时候搭在椅背上，起床的时候拿起来绕两圈，绒毛扎着下巴，痒。痒也戴着。刘嫣织的围巾在冬天是必需品，不是装饰品。必需品不需要好看，只需要暖。
笔记本越写越厚。白色封皮边角卷起来了，纸张由白变黄，墨水从蓝变黑，字迹从工整变潦草——不是他写得不好了，是写得快了。脑子里的人排着队，等着被写在纸上。一个接一个，不插队，不催促。他们有耐心，等了一辈子了，不差这几天。
他写了很多人，也有名字，没有名字就用他或她代替。他写了一个在菜市场卖馒头的女人，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发面，五点出摊，十点收摊。卖不完的馒头自己吃，吃不完的喂鸟。他写了她的手指很短，揉面的时候，整个手掌都陷进面团里。他写了一个在路边修鞋的男人，六十多岁，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缝，从来不抬头看人。他的手上全是针眼，旧的好了，新的又扎上了。他写了一个在垃圾箱里捡纸板的老人，每天早上推着一辆三轮车，走遍整个江城，把捡到的纸板叠得整整齐齐，用绳子捆好，拉到废品回收站。废品回收站的老板说，你来晚了，今天的价钱比昨天低了两毛。老人不说话，把纸板卸下来，过秤，拿钱，走了。
刘嫣有时候会看王正写的东西。他不在的时候，笔记本摊在桌上，她走过去，看一眼。看完了，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做自己的事。她不评价，不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不问他这个人有什么值得写的。她只是看。看完了，知道了，就够了。
二
刘嫣的母亲回了信。信封是白色的，边沿有些脏，邮戳上的日期清晰。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沿有锯齿状的撕裂痕迹。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能认出来——“嫣儿：你爸和我都好。红枣是院子里的树结的，树还在。明年再多寄一些。你和那个朋友好好的。”
刘嫣看着那几行字，用拇指在“好好的”三个字上轻轻按了一下。纸是粗糙的，有纤维的纹理，她的指纹印在纸上，和母亲的笔迹重叠在一起。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将信纸折好，放回信封，信封放进柜子里，和那袋红枣放在一起。
王正在看她。她没有发现。
那一天，王正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刘嫣的妈妈来信了。她说，树还在。”
三
槐树苗在冬天里不会长高，但它活着。王正每隔几天去看一次，用手摸摸它的茎，茎是硬的，有弹性，不是枯的那种脆。叶子落了几片，不是枯的，是绿的，主动落的。它在减少消耗，把养分留给根，根在土里静静地伸展，看不到，但它在动。
刘嫣和他一起去。两个人蹲在槐树苗旁边，不说话。冬天的风冷，吹在脸上像刀割。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王正围着她织的围巾，他的下巴埋在毛线里，只露出鼻子和眼睛。
“明年春天，它会长得很快。”刘嫣的声音从围巾后面传出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堵墙。
“快和慢，都是活着。”王正说。
刘嫣伸出手，把落在槐树苗根部的一片枯叶捡起来，放在手心里。叶子很小，黄褐色，叶脉清晰。她捏着叶柄，转了一圈，叶子在风中打转。手一松，叶子飞走了，落在不远处的地上。她站起来，把手插进口袋。他站起来，把手插进口袋。两个人走回安全屋。
四
王正的笔记本快写满了。最后几页，他写得很慢。不是没东西写了，是不想这么快写完。
他开始写自己——不是三十一岁的王正，是三岁的王正。他在菜市场门口蹲着看蚂蚁，蚂蚁在搬家。他看它们搬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蚂蚁不搬家的时候，在看什么？”他写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很小，旁边的人没听到。陈泊远听到了。他蹲下来，和他并排蹲着，一起看蚂蚁。不是看他，是和他一起看。一起看，比看更重要。
他写到自己最后的一页，笔停了。墨在笔尖凝成了一小滴，在纸面上方悬着，没有落下。他看了一会儿那滴墨，然后将笔放在笔记本的左侧。
刘嫣从厨房端了两杯茶走过来。蓝色的杯子给了王正，白色的自己留着。她坐下，捧着杯子，没有喝。
“写完了？”她问。
“写完了。”王正说。
笔记本合上了。封面上没有字。里面的字密密麻麻，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空白页。
刘嫣把手伸过来，放在他手背上，手指穿过他的手指，十指相扣。她的手心是温的，他的手心也是温的。两个温的手心贴在一起。
窗外，菜市场在暮色中慢慢安静下来。周大妈收摊了，把豆腐板上的碎屑擦干净，把白布叠好。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那枚铜铃，看了看，又放回去。老人拎着竹篮从菜市场走出来，篮子里空空的。他今天没有买豆腐。也许明天会买，也许不会。
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漏进来，落在地板上，落在行军床的腿上，落在书架上，落在那些不发光的铜铃上。铜铃不发光，它们在时间的深处，在记忆的底部，在所有故事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它们不需要发光。它们在那里，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