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林建华组织二班开了一次班会。
班里的知青大多是六六届的上海知青，年龄和林建华差不多，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有几个是闸北区的，有几个是杨浦区的，还有几个是虹口区的。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上海口音，但此刻都坐在同一间土坯房里，成为一个班集体的战友。
土坯房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把大家的影子拉得很长。墙上贴着几张旧报纸，还有一张连队的地图，上面用红笔标出了各班负责的地块。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旱烟味和汗臭味，这是男知青宿舍特有的味道。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有几件事要说。”林建华站在前面，清了清嗓子，“第一件，我当班长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大家可以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帮。但是有一条丑话说在前头：干活的时候不许偷懒，谁要是给我撂挑子，别怪我不讲情面。”
几个知青鼓起掌来，还有人吹口哨。
“第二件，”林建华压了压手，示意大家安静，“今年春耕，连队给我们班的任务是五十亩玉米，比去年多了十亩。大家要做好准备，这段时间会比较辛苦。”
“五十亩！”有人小声嘀咕，“能完成吗？去年咱们才四十亩，都累得够呛。”
“能。”林建华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去年咱们班玉米产量全连第一，今年也不能落后。咱们得给其他班做个榜样，不能让人看扁了。”
“建华，你放心！”马建国站起来说，“只要你这个班长带好头，我们肯定跟到底！你说往东，我们绝不往西；你说往西，我们绝不往东！”
“对！跟到底！”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第三件，”林建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我根据连队的要求，订的春耕计划。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吃早饭，七点上工。中午十二点收工，下午两点上工，六点收工。晚上自由活动，但十点之前必须熄灯。有特殊情况的，可以跟我说。”
计划念完了，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建华，”马建国开口了，“你这也太严了吧？十点就熄灯，连聊天的功夫都没有。咱们晚上还想打打牌、说说闲话呢。”
“现在天还短，干不了太多活。”林建华说，“等夏天白昼长了，再调整作息。到时候争取改成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熄灯，多干点活多挣点工分。大家来新疆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早点攒够路费回上海吗？”
“那好吧。”马建国耸耸肩，“反正你是班长，你说了算。”
“不是我说了算，是连队的要求。”林建华说，“不过大家放心，我不会光要求你们，自己偷懒。春耕期间，我每天比你们早半小时起床，晚半小时睡觉。有什么问题，我第一个上。有什么重活累活，我第一个扛。”
“真的假的？”有人怀疑地问。
“骗你们干嘛？”林建华说，“我是班长，班长就是带头的。这个班交到我手里，我就要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大家从上海一起来到这里，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话音刚落，屋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建华，够意思！”马建国站起来，用上海话说，“闸北人民支持你！”
“杨浦人民也支持你！”另一个人跟着喊。
一时间屋里热闹起来，大家都用上海话表态，气氛十分融洽。林建华看着眼前这些和他一起从上海来的战友，心里暖暖的。他知道，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月上旬，连队放了半天假，让知青们去巴扎上采购一些生活用品。
林建华和陈永康、马建国三个人，一起去了老城巴扎。这回他们没有买馕，而是想买点新鲜蔬菜。连队的伙食虽然比前两年好了不少，但新鲜蔬菜还是不多，尤其是冬天和早春，能吃到的只有土豆、白菜和萝卜。知青们一个个吃得面黄肌瘦，嘴唇上都起干皮。
巴扎上的菜摊子不多，大部分是当地维吾尔族老乡摆的。摊子上摆着菠菜、韭菜、芹菜，还有从喀什运来的大蒜和生姜。价格比上海贵不少，但林建华他们还是买了一些。
“建华！”阿依古丽远远地喊，“你们又来啦！”
林建华转头看去，只见阿依古丽正站在她家的摊位前，笑着朝他们招手。她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辫子上系着两个蝴蝶结，看起来比前几天更漂亮了。
“来啦！”林建华走过去，“你家的馕卖得怎么样？”
“卖得可好了！”阿依古丽眉开眼笑，“这几天赶巴扎的人多，一天能卖几百个呢。我爹说，今年要攒钱买一台缝纫机，让我娘做衣服卖。”
“那敢情好。”陈永康说，“到时候我们去买你娘做的衣服。”
“没问题！给你们打折！”阿依古丽笑起来，眼睛弯成了月牙，“不过你们先要学会说维语，不然买东西都不知道怎么讨价还价。”
“这不是有你们吗？”马建国说，“你帮我们当翻译不就行了？”
“我可不当翻译！”阿依古丽撇撇嘴，“你们自己学，自己说，这样才有意思。”
林建华看着她，忽然想起了三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候阿依古丽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扎着两条羊角辫，脸蛋冻得通红，站在她家地窝子门口，用怯生生的眼神看着他们这些陌生的上海人。
一晃眼，三年过去了。小姑娘长成了大姑娘，他也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班班长。时间真是奇妙，它能改变很多东西，也能让很多东西沉淀下来，变成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了，”阿依古丽忽然想起什么，“我爹让我告诉你们，诺鲁孜节快到了，我们全村要过节的。你们要不要来？”
“诺鲁孜节？”林建华问，“就是那个维吾尔族的新年？”
“对呀！”阿依古丽点头，“每年春分前后，是诺鲁孜节。那一天我们要吃诺鲁孜饭，就是用七种东西熬成的粥，还要唱歌跳舞呢。”
“去！当然去！”陈永康抢先回答，“诺鲁孜饭是什么味道？好吃吗？”
“好吃得很！”阿依古丽说，“有麦子、玉米、黄豆、蚕豆、青稞，还有肉和盐。熬成粥以后，又香又甜，可好喝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诺鲁孜节，因为可以吃好吃的，还能穿新衣服。”
“那我们一定去。”林建华说，“到时候给你们带礼物。”
“不用带礼物！”阿依古丽摆摆手，“你们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我们维吾尔族人最喜欢客人，越多越好！”
诺鲁孜节那天，林建华和陈永康、马建国三个人，一起去了老城边的维吾尔族村子。
村子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土坯房排列得整整齐齐，门前种着葡萄架和果树。村里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舞台，舞台上挂着彩色的布条和气球，看起来喜气洋洋。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在村里跑来跑去，叽叽喳喳的笑声此起彼伏。
村里的老人们坐在舞台前面的长凳上，有的穿着新做的长袍，有的戴着花帽，脸上都带着笑容。年轻人在一旁忙活着，有的在煮诺鲁孜饭，有的在摆桌椅，还有的在调试乐器。
阿依古丽穿着节日的新衣服，站在村口迎接客人。看见林建华他们来了，她高兴得直拍手：“你们来啦！快进来！饭马上就好！”
诺鲁孜饭用一口大铁锅熬着，锅底烧着红红的柴火，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走近一看，锅里的粥颜色金黄，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林建华凑上去闻了闻，果然又香又甜，让人忍不住流口水。
“来，先尝尝。”阿依古丽的母亲端着一只碗走过来，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小心烫。刚出锅的。”
林建华接过碗，喝了一口。粥的温度刚刚好，入口绵软，带着一股淡淡的甜味。里面有麦粒、玉米粒、黄豆、蚕豆，吃起来口感丰富，让人回味无穷。
“好喝！”林建华忍不住赞道，“比我想象的还好喝！”
“那是当然。”阿依古丽的父亲买买提走过来，笑着拍了拍林建华的肩膀，“这是我们维吾尔族最好吃的东西！每年诺鲁孜节，家家户户都要做。小孩子喝了诺鲁孜饭，长大个子；大人喝了诺鲁孜饭，健康长寿；老人喝了诺鲁孜饭，无病无灾！”
“祝大叔大妈健康长寿！”陈永康笑着说。
“同喜同喜！”买买提哈哈大笑，“你们也健康长寿！汉族朋友，亚克西！”
吃完饭，联欢会开始了。
村里的年轻人们轮流上台表演节目。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还有的小伙子表演叼羊，惹得观众们阵阵喝彩。最热闹的是一个叫阿不都的小伙子，他唱了一首维吾尔族的情歌，歌词听不懂，但旋律优美动听，让人沉醉。
正看着，阿依古丽忽然走过来，一把拉住林建华的手：“林班长，来跳舞！”
“我不会跳维族舞啊！”林建华连连摆手，“你们跳吧，我看着就行。”
“不行不行！”阿依古丽不依不饶，“汉族朋友也要学跳舞！来来来，跟我学！”
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到了场地中央。
音乐响起来，是一首节奏欢快的维吾尔族舞曲。阿依古丽翩翩起舞，手腕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裙摆像花朵一样绽放。她的动作轻盈优美，看得林建华眼花缭乱。
“脚要这样动！”阿依古丽停下舞步，示范给他看，“一二三四，对，就是这样！”
林建华笨手笨脚地跟着她学，不是手脚不协调，就是节奏踩不对，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他急得满头大汗，可越急越出错，最后索性放弃了。
“太难了，我学不会。”林建华认输，“你们跳吧，我在旁边看着。”
“那不行！”阿依古丽不依不饶，“跳舞是开心的事，越跳越开心！再来一次，我慢慢教你！”
在阿依古丽的耐心指导下，林建华终于勉强学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虽然跳得不好看，但他跳得很认真，大家也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想起了三年前刚来新疆的时候。那时候他连一句维语都不会说，和维吾尔族老乡交流全靠比划。有一次他去老乡家买羊，结果因为语言不通，把三十块钱听成了三块钱，差点闹出笑话。
现在虽然还是只会那几句简单的维语，但和老乡们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会互相串门，会互相帮忙，会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跳舞。
这就是所谓的“扎根”吧。不是把根扎在土里，而是把根扎在人的心里。
联欢会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月亮从东边升起，把村子照得一片银白。村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客人，热情地邀请他们常来。
“下个月我家的桑葚就熟了，到时候来吃！”阿依古丽站在村口，朝他们挥手。
“一定来！”林建华回应。
回去的路上，三个人都沉默着。
夜风从叶尔羌河的方向吹来，带着一丝丝凉意和泥土的气息。远处的天山在夜色中起伏，像是一道黑色的屏障，守护着这片肥沃的绿洲。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的，比上海的夜空多了不知多少倍。
“建华，”陈永康忽然开口，“你说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林建华想了想：“不知道。可能三年，可能五年，也可能一辈子。”
“一辈子……”陈永康喃喃地重复着，“有时候我真想过回去。想回去看看我妈，想回去吃一碗阳春面，想回去在黄浦江边走一走……”
“可回去了又怎样？”林建华说，“上海的工作不好找，房价又贵，回去了也不一定能过得好。而且我们在这里已经有根基了，有工作，有朋友，还有这么多热情的老乡。”
“那倒也是。”陈永康叹了口气，“上海是大，可大也有大的难处。这边虽然苦点累点，但至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能发挥的地方。而且你看这边的老乡，对咱们多热情。在上海，谁认识谁啊？”
“就是。”马建国接话，“建华说得对。咱们三个从上海一起来的，在这儿也要互相帮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对！”林建华和陈永康异口同声地回答。
三只手握在一起，在夜色中结成了一个庄严的誓言。
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林建华躺在床上，看着天窗外的星星，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他想起了三年前的自己，站在叶尔羌河畔，看着眼前一片荒凉，心里充满了迷茫和不安。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能在这里待多久，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那个漫长的冬天。
可现在，三年过去了。
他当上了班长，有了一群信任他的战友，和维吾尔族老乡交上了朋友，甚至学会了几句维语。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外来者，不再觉得这是在流浪。他开始觉得，叶尔羌河畔的这片土地，就是他的第二个家乡。
当然，他还是会想家。每当收到上海的信，看到母亲歪歪扭扭的字迹，他的心还是会揪紧。他知道母亲在等他回去，可现在还不是时候。家里穷，他每个月工资的大部分都要寄回去。他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心，扔下这边的工作跑回去。
等他再攒几年钱，等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等他在这里真正站稳脚跟……那时候，他一定要回去看看。
可现在，他要做的，是好好干。
好好干，就是对母亲最好的报答。
好好干，就是对这片土地最好的回报。
好好干，就是对自己的人生最好的交代。
四月初，春耕正式开始。
林建华带着二班的知青们，天不亮就下地了。天还黑着，大家就打着哈欠爬起来，穿上满是补丁的旧衣服，扛着坎土曼和铁锹，摸着黑往地里走。地里还残留着冬天的寒气，脚踩上去硬邦邦的，要用力才能踩出脚印。
翻地是最累的活。坎土曼一下一下地挖下去，胳膊震得发麻，汗水不一会儿就湿透了后背。林建华总是冲在最前面，他翻得最深，挖得最用力，一天下来，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
“建华，你歇会儿吧！”马建国在后面喊，“你这样干，命都要折进去的！”
“没事！”林建华头也不回，“这点活算什么？当年挖渠的时候，比这累多了！”
干活的时候，他总是想起刚来那阵子的情景。那时候他什么都不会，连坎土曼都不会拿，手上全是血泡。是老战士王德福手把手地教他，怎么握柄、怎么发力、怎么省力。王德福说：“干活不能光使蛮力，要用巧劲。巧劲用好了，事半功倍。”
他一直记着这句话。
中午在地头吃饭，炊事班的人挑着担子送来了午饭。主食是苞谷面馒头，菜是白菜炖土豆，没什么油水，但大家饿坏了，吃得狼吞虎咽。林建华吃了两个馒头，又喝了几口菜汤，觉得浑身上下又有了力气。
“建华，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陈永康坐在他旁边，递给他一块咸菜，“你这几天太累了，脸都瘦了一圈。”
“没事。”林建华咬了一口咸菜，“累点怕什么？累点说明咱们没偷懒，说明咱们干得实在。”
“可你也不能这么拼命啊。”陈永康说，“你是班长，不是长工。身体垮了，谁来带我们？”
“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林建华拍了拍胸脯，“你看我这肌肉，结实得很。累不垮的。”
陈永康摇摇头，没再说什么。他知道林建华的脾气，认定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下午继续干活。耙地、平整、挖沟、播种……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种子是去年留下的，品质不错，发芽率比前年高了不少。连里的技术员说，只要老天爷帮忙，今年的收成应该比去年好。
干活的时候，林建华总是不忘鼓励身边的人。
“马建国，你那边挖浅了，再深一点！”
“李国强，沟要挖直了，歪歪扭扭的不好看！”
“张建设，水别浇太多，种子会泡烂的！”
知青们在他的指挥下，干得热火朝天。虽然累，但没有人抱怨。大家都知道，春耕是一年里最重要的时候，现在多流一点汗，秋天就能多收一点粮。
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收工往回走。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腰都直不起来了，但脸上都带着笑容。走在回连队的路上，看着身后那片刚刚翻好的土地，林建华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这片土地，是他们用双手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这片土地上，洒下了他们的汗水，也种下了他们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