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六载，正月。长安。
杜甫站在长安城南的明德门外，仰着头，脖子都酸了。城墙从平地拔起，高得不像话，比洛阳的城墙高了一倍不止。每一块砖都有半人长，严丝合缝地垒在一起，像一面没有尽头的青灰色悬崖。城门楼三层飞檐，檐角挂着铜铃，风一吹就叮叮当当响，声音清脆而高远，像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他已经在长安待了快两年。
两年。从二十四岁到二十六岁。他参加了两次科举考试。一次是各州乡贡在长安的统一复试，一次是皇帝特诏的制举。两次都落榜了。第一次他告诉自己：没关系，第一次嘛，长安人才济济，自己准备得还不够充分，下次一定行。第二次他告诉自己：制举本就比常科更难，几百人里取几个，没中是寻常，不必太放在心上。
今年是第三次。这一次不是进士科的常科，而是制举。所谓制举，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特别考试，专门选拔“非常之才”。不考诗赋，不考帖经，只考策论。今年的策问是关乎军国大计的，三千字以内，把你的经纬韬略全部摊在纸上。这正是杜甫的长处。他这两年没有白待，除了读书，就是在长安城里转悠。他把看到的一切都记在心里，写成了一篇又一篇策论的腹稿。
他觉得这一次，自己有把握。
他穿过明德门，走进长安城。长安城太大，大到让人觉得自己是一只蚂蚁。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步，从明德门一直通到皇城的朱雀门，笔直笔直的，像一条被尺子量过的河。街两旁种着槐树，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里伸着，像是无数只枯瘦的手。街上骑马的、坐车的、挑担的、步行的，穿绸的、穿布的、穿皮裘的、穿破麻的，多得数不清。胡人、吐蕃人、高丽人、倭人，各种肤色，各种口音，混在一起，嗡嗡嗡地响着，像一锅煮沸了的粥。
他在崇仁坊租了一间屋子。不大，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一个书架。崇仁坊是长安城中最热闹的坊之一，离皇城近，又靠近东市，许多外地来的士子都住在这里。韦之晋家在崇仁坊也有一处宅子，门口两棵老槐树，极好认。
他没去找韦之晋，觉得自己没脸去见他。韦之晋到长安后就托人介绍进了京兆府当了个书吏，虽说只是抄抄写写的差事，但好歹有了份俸禄，见了面难免要问一句“子美考得如何”。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这天傍晚，他从礼部衙门回来。礼部在南面的安上门内，他来回都是走路，舍不得雇车，从崇仁坊到安上门，要走小半个时辰。这一趟是去打听今岁制举的详细章程，到了衙门口却被一个门吏挡了回来。门吏是个瘦高个，脸上挂着一种很标准的、公事公办的不耐烦，说“制举之事尚未明发，回去等着”。
吃了闭门羹，回到住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推开那扇吱吱呀呀的木门，走进那间半暗的斗室，没有点灯，在床边坐了一会儿。隔壁传来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孩子的哭闹声。再远一些的地方，是朱雀大街上隐隐约约的车马声，愈夜愈稀。从洛阳到长安这两年，他已经习惯了这些声音——它们像一堵墙，帮他挡住了自己的内心。一旦静下来，那些被嘈杂遮蔽的东西就浮上来，开始一件一件地敲他的门。
他想起昨夜的梦。梦里他坐在巩县老宅的院子里，继母给他端了一碗热粥，粥很稠，加了红枣，是他小时候最爱喝的。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粥却是凉的。他抬头看继母，继母的脸忽然变成了祖父的脸。祖父看着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那种目光，和他七岁那年祖父在堂上说“此孙必光耀吾门”时一模一样。他想要开口，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后他就醒了，怔怔地发呆。二十六岁了，还在长安城里当一条米虫，靠父亲从奉天寄来的钱过日子，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等。等考试，等消息，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未来。这种日子，说出来都嫌丢人。
他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桌前，点上了灯。继续写那篇大半个月没写完的策论。他提了边境的隐患，提了州县的吏治，他知道问题不在边境，不在州县，在朝廷。朝廷里有人蒙蔽圣听，有人在用全国的粮饷养自己的私兵。但他还拿不定主义，要不要捅破这层纸。
祖父当年就是写这种策论的人。祖父做洛阳丞时，便因直言被贬到吉州；做修文馆直学士时，又因一句话触怒张易之，被排挤出朝，流配峰州。贬谪、流配、冷遇、闲置——这些词伴随了祖父一生。他记得父亲提起祖父时，语气里的崇拜和语气里的恐惧总是交织在一起。崇拜是因为祖父站得直，恐惧是因为站得直的后果太惨烈。
他不想被贬，也不想说谎。
窗外传来打更声，已经是戌时。他站起来，决定出去走走。吹吹风，也许能把脑子里那些纠缠不休的东西吹散些。
第二天，收到父亲写来的信。信里照例是那些话：家里一切都好，继母身体也好，你专心备考，不要挂念家中，钱已经托人带去了长安西市的汇通柜坊，你去取便是。末了，加了一句：你二哥在洛阳太学里课业甚好，博士说今年秋可以参加乡贡。尔当以兄为勉。
他铺开纸给父亲回信，写了“父亲大人膝下”，然后停住了。他有很多话想说——说自己每天只睡三个时辰，说自己把这三年所有的制策题目都做了两遍，说长安城比他想象中复杂一百倍，说他没有把握。但他一句都没写。他只写了一行字：儿一切安好，正在备考，请父亲大人勿念。
三月，制举的诏书终于下来了。今年的制举由左相李林甫亲自主持。李林甫这个人，在朝中当政已经十多年，凡是可能威胁到他地位的人，都被他用各种手段排挤出去了。去年有个叫李邕的，做了北海太守，诗文双绝，名满天下，只因在奏疏中对李林甫的政绩提了一句不同意见，就被安了个“讪谤朝政”的罪名，杖毙在刑部大牢里。杜甫知道这件事。全长安的人都知道。
杜甫告诉自己：你是来考试的，不是来弹劾宰相的。你把策论写好，把该说的话说了，不该说的一句不说，不会有事的。但他心里那个声音没有消失。那个声音说：你明明知道，这场考试的主持者，恰恰就是那个你策论里想骂的人。
四月初八，制举在尚书省大院举行。天还没亮，杜甫就到了。他穿着一件干净的青色袍子，袖口磨破了，昨晚用针线补过，补得不太平整。他站在尚书省门前的队伍里，前面是几百个和他一样等待入场的士子——有人在小声背诵策论，有人在整理衣冠，有人闭目养神。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种紧绷的表情。那种表情他很熟悉，这两年在长安他见过无数次——它有一个名字，叫“孤注一掷”。
考场是一间极大的厅堂，能容纳三百人同时答题。每张桌子间距三尺，桌上摆着笔墨纸砚和一碗清水。杜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他先研墨，研得很慢，很专注，像是在做一件可以让他安静下来的仪式。墨研好了，他铺开试卷，先看题目。
题目只有八个字：安边、抚民、理财、用人。
他吁出一口气。这道题他压中了。他在心里打了三遍腹稿的那篇文章，刚好可以全部用上。
他提笔蘸墨，开始写。开头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斟酌再三。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忘了自己在考场上。他忘了主考官是谁，忘了阅卷人会怎么看，忘了这三千字将决定他后半生的命运。他只想把这两年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看到的一切都写进去——把那些民夫的腰、那些歌女的脸、那些被马蹄踏烂的秧苗、那些被一脚踹倒的孩子，全部写进去。他没有直接骂任何人，他只是把事实一桩一桩列出来。他相信事实自己会说话。
写到结尾的时候，他的手忽然停住了。
此刻他心底想的是——安边之要在选将，选将之要在去奸。这跟之前打的腹稿，是两样的。而这个“奸”，不需要他指名道姓，朝中任何人都心知肚明。
他把笔搁下了。
想先想清楚，要不要这样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