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殡仪馆的走廊很长，长到像是走不完。她叫沈时宜，十八岁，她站在走廊尽头的灵堂门口，手里捧着一束白菊花，花瓣上还沾着水珠。她低头看了一会儿那束花，忽然想起母亲生前最喜欢白菊花。“白菊花好啊，”母亲靠在病床上，脸色蜡黄，但眼睛还亮着，“干干净净的，不争不抢。”那是三个月前的事。那时候她以为母亲还能撑很久。医生说过，“最多半年”。她不信。她以为母亲会是那个例外。可这世上哪来那么多例外。灵堂里人很少。母亲的同事来了几个，都是中学的老师，沈时宜叫不出名字，只知道她们红着眼眶拉着她的手说“时宜你要坚强”。她点头，说“谢谢老师”。亲戚们来得更少。母亲是独生女，外公外婆早就不在了。父亲那边的人——如果那也能叫“亲戚”的话——一个都没来。沈时宜站在灵堂最角落的位置，面前是母亲的遗像。照片是母亲三年前照的，那时候还没查出病，头发还是黑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和沈时宜很像。“妈，”她在心里说，“你说得对，白菊花真的很好看。”她没有哭。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被她硬生生憋了回去。母亲说过，她哭起来不好看。
这是最后一面了，她想让母亲看见她最好看的样子。棺木合上的那一刻，沈时宜还是没忍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无声地往下掉。她咬着嘴唇，没有发出声音。指甲掐进掌心，疼。但比心疼好。“沈小姐。”一个声音从身后响起。低沉的，克制的，像是怕惊动什么。沈时宜转过身。逆光里，站着一个男人。他穿黑色西装，系深灰色领带，衬衫领口扣得一丝不苟，像是刚从某个重要会议上赶过来的。他的轮廓很深刻——眉骨高，鼻梁挺，下颚线锋利得像刀裁出来的。他看起来不到三十岁，周身气场却沉得不像话。他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让沈时宜觉得喘不过气。“你好，我是顾琛。”他递过来一张名片，“你母亲的朋友。”沈时宜接过名片。黑色底，暗纹烫金，只有名字和一串号码。顾琛深蓝资本·创始人“我妈没有开公司的朋友。”她把名片翻过来看了看，抬头看他，“我妈请不起你这样的朋友。”这句话说得有点冲。但她控制不住。这一天她已经控制自己太久了，她不想在陌生人面前继续装乖。顾琛没有解释。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递给她。“你母亲一个月前委托我拟的遗嘱。你看看。”沈时宜愣住了。她翻开文件，第一页是母亲的字迹。
她认得。那歪歪扭扭的笔画，是化疗后手抖着写下的。“时宜，妈妈对不起你……”她没看完。把文件合上，深呼吸。她不能在陌生人面前哭。这是她今天给自己的底线。“还有一件事。”顾琛的声音没有起伏，“你母亲生前，欠我三千七百万。”沈时宜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人在她耳边放了一颗炸弹。“什么？”“治病借的，生意周转借的。”顾琛的语气平淡得像在念财务报表，“利息我已经免了，本金需要你来还。”十八岁的少女站在殡仪馆的走廊上，手里拿着母亲的遗嘱，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男人，告诉她：你继承的不是遗产，是债务。“怎么可能？”沈时宜的声音发颤，“我妈一个中学老师，怎么可能借这么多钱？”顾琛没有回答。他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叠文件，递给她。是借据。每一张都有母亲的签名和手印。最早的一张，日期是三年前。那时候母亲刚查出病。沈时宜一张一张翻过去。五千。一万。十万。一百万。数字越来越大，她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翻到最后一页——三千七百万。她的眼泪终于没忍住。不是因为这笔钱。是因为她终于知道，母亲这三年是怎么撑过来的。化疗一次几万块，靶向药一盒两万，住一次院十几万。母亲一个月工资才八千块。
那些钱，都是借的。向一个叫顾琛的陌生人借的。“怎么还？”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顾琛看了她很久。久到她以为时间静止了，久到走廊尽头传来另一家的哭声，他才开口。“毕业后来我公司上班。利息算你最低的，分十年还清。”沈时宜捏着那叠借据，指甲掐进纸里，指节发白。“我为什么要相信你？”顾琛没有辩解。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在名片背面写了一行字，递给她。沈时宜低头看。那是她家老房子的地址。老城厢，石库门。她三岁以前住的地方。“三年前，你母亲找到我，说房子被拆了，没地方住。”顾琛的声音很轻，“我借了她一笔钱，让她租房安顿下来。”沈时宜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哭得浑身发抖。她哭得不只是母亲。她哭的是自己。十八岁，刚考上复X大学，还没来得及让母亲享福，母亲就走了。留下三千七百万的债。和一个叫顾琛的陌生人。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愿意借那么多钱给一个中学老师，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帮她。她只知道，她没有别的选择。顾琛没有递纸巾，没有拍她的肩膀，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那里，不远不近地陪着她。像一棵沉默的树。
很久以后，沈时宜才知道——这个男人从来不会安慰人，因为他的安慰，是留下来。而她，用了八年才明白，能留下来的人，这世上不多。•葬礼结束后，沈时宜回到学校。九月，上海的秋老虎还很猛。她拖着行李箱走在光华大道上，梧桐树的影子碎了一地。阳光很好，路过的学生都笑着，三五成群地讨论着军训的教官、宿舍的室友、今晚吃什么。沈时宜觉得那些声音很远。像是隔了一层玻璃。她听得到，但进不去。中文系的宿舍在五号楼，四人间。她到的时候，其他三个人都已经到了。“你就是沈时宜吧？哇，这张精致的脸，好像是明星从屏幕里走出来的。”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迎上来，“我是林暖暖，湖南人，叫我暖暖就行！”“我是周嘉佳，上海人。”靠窗的床位上一个戴眼镜的女生抬起头，笑了笑。“我是赵雨桐，东北的。”上铺探出一个脑袋，头发乱糟糟的，嘴里还叼着一根棒棒糖。“你好。”沈时宜笑了笑。“你一个人来的啊？”林暖暖探头看了看她身后，“你爸妈没送你？”宿舍里安静了一秒。“我妈……不方便。”沈时宜把行李箱推进床底，“我爸不在。”她没撒谎。父亲确实不在——她根本不知道他在哪。或者，她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从小到大，母亲从不提起父亲。
她问过一次，六岁的时候，幼儿园要画“我的全家福”，她画了妈妈和自己，然后问：“妈，爸爸长什么样？”母亲沉默了很久。“他没有长什么样。”母亲说，“他不要我们了。”沈时宜没有再问。后来她长大了，猜过很多种可能。也许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混蛋，抛弃了母亲和她。也许父亲已经死了，母亲不想让她难过。也许……她没有再往下猜。因为猜了也没用。母亲不说，她就当那个人不存在。开学第一周，沈时宜就出名了。不是因为漂亮——虽然她确实漂亮，鹅蛋脸，杏眼，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长发及腰，走在校园里回头率很高。而是因为穷。她是全系唯一一个申请了助学贷款、又在食堂打工的学生。早上六点，别人还在睡觉，她已经在食堂窗口帮忙打粥。中午别人去吃饭，她在窗口收盘子。晚上别人去自习，她在窗口擦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