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诚推门进来的时候，林耀正把蒋平的记忆提取报告从打印机上取下来。纸张还带着机器预热后的温度，最上面一页是苏晴标注的记忆时间轴——完整的预谋过程，从买胶带到磨刀到站在滨河路17号五楼走廊尽头，所有的画面都停在那个姓方的男人没有出现的夜晚。
“你没申请逮捕令。”何立诚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领带松了半寸，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中间。他的语气不是质问，是那种压抑着的、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发火之前的平静——林耀认识他这么多年，知道这种平静比发火更危险。
“没有。”林耀把报告放在会议桌上。
“蒋平在记忆里买了胶带，磨了刀，站在前妻家门口等了将近十分钟。他的杀意是真的，他的准备是真的，他离动手只差一个触发条件。你现在把他放在心理干预中心，明天他出来了，如果那个触发条件刚好出现了——你拿什么负责？”
林耀没有立刻回答。他把蒋平放在审讯室椅背上忘了带走的外套叠好，搁在桌子一角，然后拉开椅子坐下来。
“他的记忆里没有犯罪。有预谋，有准备，有情绪积累，但没有任何一个画面显示他实施了犯罪。你翻遍整段记忆，找不到一个他举起刀刺向任何人的瞬间。”何立诚把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往前倾，声音压得很低但语速很快，“那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把他放了，让他回那间出租屋继续磨刀，等到哪一天那个姓方的男人刚好站在他前妻家门口，然后我们再去提取他前妻的最后十分钟记忆？这就是你要的程序正义？”
“我要的不是程序正义。我要的是——证据只能证明已经发生的事。记忆提取技术从被发明的那一天起，它的核心功能就是用来还原已经发生的犯罪。不是预测还没有发生的犯罪。”林耀把手按在蒋平的记忆报告上，“一旦记忆可以被用作预判定罪的依据，我们就不是在办案，是在执行一个算法。”
苏晴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她把笔记本电脑打开，屏幕上是法律条款检索系统的界面。她把电脑转过来，面向何立诚，指了指屏幕上那个灰色的、无法点击的搜索栏——“预判犯罪”，搜索结果为零。“我查了所有现行法律，没有一条法条可以支撑这个立案。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连国安委的内部安全条例都查了。没有。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预判犯罪’这四个字根本不存在。你可以用非法持有管制刀具拘留他，但你不能用‘他可能会杀人’逮捕他。”
何立诚把目光从苏晴的屏幕上移开，重新落在林耀身上。沉默持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会议桌上那件蒋平的外套散发出极淡的机油味，混着深夜技术科特有的电子设备散热风扇吹出来的干燥空气。
“如果有一天，”林耀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地落在桌上，“有人用同样的算法预测出我会杀人。事实是我还没有做，但算法说我会做。那些黑市专栏里上百段以我的身份注册的犯罪记忆就是证据。你抓不抓我？”
何立诚嘴唇动了动。他低头看着自己撑在桌沿上的手，那双手的指节粗大，虎口有常年握枪留下的茧子。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手从桌沿上移开，拿起椅背上那件外套披在身上，声音忽然变得很轻，“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