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杜让我第二天动手，我去了。
火车站，上午九点多，人最多的时候。他站在售票厅门口抽烟，朝我使了个眼色。目标他已经选好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的，穿着灰棉袄，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在售票窗口排队。这种人老杜说过，是最好下手的。外地人，不熟悉环境，兜里有钱，警惕性不高。
我的手指在袖子里攥着刀片，手心全是汗。心跳得很快，耳朵里嗡嗡的。我从他身边走过去，没停。又走回来，还是没下手。老杜在门口瞪了我一眼，把烟掐了，走过来，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干，现在就给我滚。”
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了。
那个男的排到了窗口，把包夹在腋下，低头掏钱。我从后面挤过去，右手从底下伸出去，刀片划开棉袄口袋的里衬。那道口子开得很顺，手指伸进去夹住一沓钱，抽出来。整个过程不到两秒。他没感觉，递了钱进去，买了票，走了。
我快步从侧门出了售票厅，拐进候车室，穿过人群，从另一个门出去，到了广场。没停，继续走。过了马路，拐进一条巷子，在一堵矮墙后面蹲下来。
手在抖。心跳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把那沓钱从兜里掏出来。十块的，五块的，厚厚一沓。数了数，一百八十多块。我把钱攥在手里，蹲在墙根底下，喘了好一会儿。点了一根烟，手还在抖，打了好几次火才打着。
抽完烟，我站起来，把钱揣进兜里，往回走。老杜在火车站旁边的豆浆摊上坐着，面前摆着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没动。我走过去，坐下来，把钱掏出来放在桌上。
他没数，看了一眼，把钱收起来。从兜里掏出三十块钱递给我。“你的。”
我接过来，没说话。
“明天继续。”
“老杜，我不想干了。”
他放下油条，看着我。“你再说一遍。”
“我不想干了。”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把那碗豆浆推到一边，往前探了探身子。
“你以为这是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事？”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压得很低，“你刚才在售票厅动手的时候，旁边有人看到了。不是警察，是这一片混的。他们知道你是跟我的人。你不干了，他们会找你。你信不信？”
我没说话。
“不是我吓你。这行的规矩就是这样。你沾了，就别想干净地走。”
那天晚上，我把那三十块钱压在枕头底下，睡不着。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个穿灰棉袄的男人的脸。他从哪来的？来郑州干什么？那一百八十多块钱，是他一个月的工资，还是给家里人看病的钱？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想了就干不下去了。
第二天，老杜又叫我出去。我去了。第三天，也去了。第四天，我跟他说，我不舒服，去不了。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第五天，我买了去西安的车票。
走的那天，我没跟老杜说。把东西收拾好，蛇皮袋子往肩上一甩，出了门。走到巷口，老杜站在那，靠着墙，手里夹着烟。
“要走？”
“嗯。”
“往哪走？”
“西安。”
他把烟抽完，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
“拿着。这是你这几天的。”
我没接。“老杜，你放我走？”
“不放能咋的？把你腿打断？”他看了我一眼，“你跟我不是一路人。你心不够黑。”
他把信封塞进我蛇皮袋子里，转身走了。我站在巷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火车开了。我靠着窗户，看着郑州慢慢往后退。二七塔越来越小，最后没了。我把老杜给的信封打开，里面是两百块钱。
我攥着那两百块钱，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老杜这人，不算好人，但也不算坏人。他在这行混了半辈子，知道什么人是留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