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了十几个小时，到了郑州。我背着蛇皮袋子下了车，站在站台上，腿有点软。坐太久了，硬座，腰酸。郑州站比北京站小一些，但人也多。出站口挤满了人，扛着大包小包的，扯着嗓子喊。我跟着人群往外走，出了站，站在广场上，天灰蒙蒙的，不冷，但风大。风吹过来，带着一股煤烟味，混着早点摊的油烟。
身上还有王军给的五百块和刘奶奶塞的饺子钱，加起来不到六百。够撑一阵子，但不能乱花。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小旅馆，在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巷子里。地下室，一晚上两块。床单不知道多久没洗了，上面有印子。我把蛇皮袋子放在床上，没躺，坐在床沿上点了一根烟。没窗户，不透气，烟雾散不开，呛得自己咳嗽。
第二天一早，我出去找活干。郑州火车站比北京站还乱。广场上人挤人，卖地图的、拉客的、换外币的、找活的，什么人都有。有人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不买东西也不坐车，就是在挤。我看了一会儿，看出几个小偷，手法跟师父教的一样，用刀片划包，用镊子夹口袋。我蹲在广场边上看了一上午，没动手。不是不想，是不敢。刚到新地方，摸不清情况，不敢轻易下手。
下午，我在二七广场附近转悠。二七塔很高，两个塔并在一起，尖顶，远远就能看到。塔周围人多，热闹。有人在摆摊，卖袜子、卖腰带、卖收音机。一个剃光头的男的，四十来岁，蹲在地上摆了三张牌——一张红的，两张黑的。又是个“三张牌”的摊。
他手快，牌翻来翻去，旁边站着几个托，假装赢钱。一个乡下人蹲下来看了半天，掏出了十块钱。光头让他猜，他指着中间那张，翻开是黑的。又掏十块，又猜错。连猜三把，三十块钱没了。那人脸都白了，站起来走了。光头收了钱，继续摆牌。
我蹲在远处看着，手指不自觉地动了一下——那是练刀片练出来的肌肉记忆。
光头收拾摊子的时候，走过来一个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灰夹克，蹲在我旁边。“小伙，哪来的？”我没看他。“齐齐哈尔。”他笑了一下。“东北的？我也是那边的，哈尔滨的。在这混了好几年了。”
我没接话。
“看你的手，练过？”他往我手上瞟了一眼。我把手缩进袖子里。“没有。”他笑了笑，没再问。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叫老杜。在这一片混的。你要是想找活干，来找我。”
他走了。我蹲在原地，没动。手指还在抖。
郑州的夜比东北来得晚。七点多天还亮着，八点多才黑透。火车站广场上的灯亮了，昏黄的，照在地上像洒了一层锈。有人在广场上铺了报纸躺着过夜，有人靠在花坛边上打盹，有人坐在台阶上发呆。
我找了个角落蹲着，把蛇皮袋子垫在屁股底下。风从广场那头灌过来，凉飕飕的。远处有人放收音机，放的河南梆子，听不太懂，但调子听着心酸。
师父走了一年多了。我蹲在郑州火车站广场上，想起他说过的话——“往南走，越远越好。”我走了，师父。还没走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