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站在那里，手里捧着那个旧布包。包裹很轻，比拳头大一圈，裹布已经洗得发白，边角线头磨损卷起，像是被人贴身放了很多年。他没有立刻打开，低着头看了好一会儿。常安站在几步之外，也没有催促，就那样沉默地等着，像一尊已经站了很久的石像。
“你父亲说，这件东西要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才能打开。”常安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转述一句已经背诵了无数遍的话，“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绳结打在最不容易看到的那一面。你找到它，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狄仁杰的手指停住了。那句话他听过。在大悲寺那本册子里，他父亲留下过同样的暗语。他没有打开布包，收紧系绳，转身走回堂屋里，把布包放在桌上，然后走出来。“你接下来打算去哪？”他问常安。
“回长安。那边还有一些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信已经送到了，话也带到了，我也该走了。”他向狄仁杰拱了拱手，戴上斗笠，转身走进巷子里。他的背影在暮色中移动得很快，灰蓝色的衣角在巷口一闪，就再也看不见了。
狄仁杰站在院门口，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巷子，站了很久。他没有立刻关门，目光沿着巷子延伸到尽头的暮色里，像是还能看到什么似的收了回来。他关上门，回到堂屋里点起油灯。他没有打开那个布包，只是坐在灯下看着它。桌面上的油灯光晕不大，正好照亮那个布包的轮廓。他坐了很久，久到灯油都往下矮了一截。然后他站起来，把布包拿起来，没有打开，放进了柜子最深处，和那几枚铜印放在一起。
他没有做好打开它的准备。他必须再等一等。
白天的活计还是一样要干。劈柴挑水翻地，农活不等人，草会在你犹豫的那几天里重新长满院子。他把柴刀磨快了，把井沿上滑腻的青苔铲干净了，把灶房漏风的窗洞用泥补上了。第三天傍晚，他忙完了一天的杂活，洗去手上的泥土，没有点灯，走到柜子前蹲下来，打开柜门，把手伸到最深处摸到那个布包拿出来。
他把布包放在桌上，点起油灯，就着灯光解开了系绳。那根细麻绳在他指间绕了两圈就松开了。他一层一层地展开包布，一共三层，每一层都裹得很紧。最后一层展开之后，里面露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纸面已经泛黄，边角有些破损，像是被翻阅过很多次。
他展开那张纸——上面画着一幅地图。墨线已经很淡了，但还能辨认出山川、河流和官道的走向。地图最下方画着一座屋子，屋前有一棵歪脖子树，旁边用墨笔写着两个字：“鹤归”。他把地图拿到灯下，凑近看了一遍，确认每一个细节。然后他把它折好，连同那封信一起放回布包里，系紧，收进怀里贴身放着。
他走到院子里。夜风迎面吹来，带着深秋的凉意。院子里的槐树沙沙作响，枯叶从枝头飘落。他站在院子中央，回头看了一眼床头那个木匣的位置。“我要出去一趟。”
沈安没有说话，放下手里的斧头站了起来，随手拍掉衣襟上沾的碎木屑。“我去牵驴。”
晨光里，并州城南的土路向前延伸，路面上留着昨夜微雨打湿的深色痕迹。狄仁杰走在前面，沈安牵着驴跟在后头，驴背上搭着干粮和水。他们走了很久，谁也没有问目的地。狄仁杰只用铅笔在膝头勾了几笔方向，就再没掏出过那张父亲留下的残图。太阳升到头顶又偏西，他们的影子被一寸一寸拉长。前方的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定了。风吹在脸上带着凉意，他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一步比一步更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