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手偕老（13）
因为我的工作稳定下来了，我和英子的生活也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小鹏到了入学年龄，把他进了我家附近的小学。每天早晨我和英子同时起床，她做早饭，我打扫卫生。吃过早饭，我送小鹏上学，然后去单位。天气好，英子骑车上班。天气不好就走一段路，乘公交车。父母那边，小梅出嫁了，小霖也结了婚。小霖结婚后，父母为了帮衬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中午英子不再去父母那里吃饭，而是带饭。每个星期天我和英子都要带着小鹏去父母那里待一天。到了春天我和英子还会像小时候那样一起去挖野菜，倒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吃野菜，而是像英子说的那样，是为了不忘本。
虽然我和英子每天的生活千篇一律。可是国家在变，国企也在变，北丰矿务局虽然还是国企，年年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可是企业的一切都由一把手决定，特别是在用人方面，让我和英子越来越无法理解。除了领导的亲属进了有油水的部门和关键岗位，很多我和英子认识的、既没有水平也没有声望的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和英子对此只能发发牢骚而已。
一九八九年元旦的傍晚，小鹏留在了爷爷奶奶那里，我和英子两个人回到了自己家。我们不想做饭，英子到市场买了一块猪头肉、两根香肠、一斤炸花生米、一斤干豆腐、一把小葱、两根黄瓜、五罐啤酒。看到英子买回来的东西，我问道：“买了这么多下酒菜，咱俩还要喝一杯庆祝元旦？”
“庆祝什么元旦，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英子问。
“今天不就是元旦吗？还是什么日子？”我说。
“你忘了今天还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英子提醒道。
“咱俩从来也没有庆祝过结婚纪念日，我早忘了咱俩是哪天结婚的了。”
“如果咱俩不是元旦结婚，我也早忘了。”
“怎么，今天你要学外国人浪漫一把？”
“既然想起来了，就庆祝一下。”英子说完把猪头肉、香肠、干豆腐、黄瓜切了装在盘子里，摆上饭桌。
我打开两罐啤酒，递给英子一罐，然后我们碰了一下啤酒罐，我说：“庆祝咱们结婚……”说到这里我问英子，“咱俩结婚多少年了？”
“咱俩七七年元旦结的婚，到今天是十二周年。”英子补充道。
“庆祝咱们结婚十二周年，干一个。”我说。
“干一个。”英子说。
我们每人喝了一口，放下啤酒罐后我说：“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咱们都结婚十二年了。”
“是啊！”英子感慨地说。“我记得你家搬到二区时，咱俩才六七岁，现在我都三十五了，你也三十六了。”
“有父母在，咱俩从来也没有过生日。如果不是妈年年提醒我，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你记得我的生日吗？”我问。
“当然记得，阴历五月初十。”英子说。“那你记得我的生日吗？”
“阴历三月十四。”我说。
由于酒精的作用，吃完饭，我们早早进了被窝。
这一年六月份，北丰矿务局恢复职称评定工作。英子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毫无悬念地评上了初级职称。可是我却遇到了麻烦。因为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毕业后却一直没有当教师，在科研所干好几样工作，机关干部科的人说我的职称没法评。我争辩说：“我的主要工作是做刊物编辑，这次评职称，也有编辑系列。”
“那也不是你的主要业务。”干部科的人还是不同意。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得罪了他，评职称这么为难我，我只好回单位找所长。
路上遇到一个也是评定职称被刁难的同事，他对我说：“干部科那个管职称评定的人，只是小学毕业的科员，这次却给自己报个中级职称。干部处处长的妹妹只是个初中生，在技术处管资料，也报了工程师职称。咱们够条件的却百般刁难，哪有说理的地方？”
我回到所里把干部科不给我评定职称的事对所长说了，最后提到了路上听说的事，我说：“他们要是不同意给我评定职称，我就去找局领导，把他们营私舞弊的事说一说。”
所长听了淡淡一笑说：“你书生气太重了。你说的事，只是道听途说，你也没有证据。就算是他们随意给自己或亲属评定职称，必定是上下都打点好了。你反映到局领导那里，你知道局领导的亲属中有没有不具备条件也要评定职称的？你评定职称的事，还是我去给你办吧。不管怎么说，干部处处长会给我个面子。”
我一想，姜还是老的辣，我要是冒冒失失地找局领导，说不上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于是感激地对所长说：“这事就拜托所长了。”
所长还真把我评定职称的事解决了，给我评了个助理编辑职称。据说，机关干部科那个刁难我的科员评了个政工师职称，干部处处长的妹妹破格晋升为工程师。我因为工资已经达到了初级职称的标准，工次没有变。
转眼又过去三年，英子顺理成章地晋级到中级职称，我因为有初称职称垫底，这次没有人刁难我，顺利晋升到中级职称。我们俩的工资，都增加了。
因为中级职称享受副科级待遇，局机关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时给我调剂了一户四十多平方米的旧供热房。这次英子对分给我们的房子相当满意，还进行了装修。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我的英语和日语翻译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北丰市小有名气，几家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家，需要翻译资料时，就会登门找我。每次，我都能赚到五百到一千多块钱。最多的一次，因为需要翻译的资料字数太多，对方竟然给了我四千块钱，和我一年的工资差不多。赚来的钱我都交给英子补贴家用。
后来北丰矿务局成立了《北丰矿工报》报社，出版发行《北丰矿工报》。报社的领导想把我挖到报社去，可是我非常喜欢科研所的工作，也不想辜负所长对我的知遇之恩，没同意去。只是同意给他们当特邀通讯员，经常给他们写稿。给矿工报投稿，也常常有些小收入。
好景不长，因西柳矿资源枯竭，产量减少，整个北丰矿务局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不好，开始拖欠职工工资，有时一年拖欠半年的工资，职工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有些人家陷入了困境。我和英子小时候过惯了苦日子，生活比较简朴，家里还有些积蓄，还能应付眼前的困难。
西柳矿因开采井筒煤柱，导致竖井井筒倾斜裂缝，不能使用，只好拆掉。矿办公楼和工业广场上的地面设施也因地面下沉被废弃，矿机关搬到一个离塌陷区比较远的小楼里办公。那些离工业广场比较近的职工住宅也受到波及，很多人家的墙体出现了裂缝，只好搬迁。爸妈住的二区因地下没有采空区，暂时没有出现塌陷现象，房子虽然很旧了，但还能住人，爸妈也没有搬家。英子工作的西柳矿医院也在塌陷区内，搬迁到局机关附近，这对英子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她上班不用再骑车，步行十来分钟就能到单位。
从我家去二区可以抄近路，不经过西柳矿井口附近，我和英子一直不知道西柳矿变成了什么样。有一次我和英子带着小鹏看望父母，小鹏非要坐公交车不可，我们在局机关附近上了2路公交车。到了西柳矿，下车一看，西柳矿办公楼、井口周围的地面设施，以及医院、电影院和图书馆只剩下断壁残垣，竖井的井架子也不见了。我和英子走近细看，还能分辨出原来的地面设施在什么位置。想起西柳矿当年兴旺时的样子，我们不由得唏嘘不已。
在我和英子叹息西柳矿的命运时，没想到厄运正在悄悄地降临我的头上，四十二岁的我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
为了提高效益，从一九九五年一月份开始，北丰矿务局开始撤消可有可无的单位，大量裁减职工，科研所也在撤消之列。所里的处级和科级的干部由局里重新安排工作，其他人员安排到开发公司，我没有行政职务，只有个相当于副科级的中级职称，自然也被安排到开发公司。所谓的开发公司，是北丰矿务局安置精减下来的职工的单位。矿务局给这个单位的政策是自己创收，自负盈亏，干什么，怎么干，矿务局都不干涉。
因为到开发公司以后不可能从事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我不太想去，想去教育处当教师。可是这时章老师已经调到外地一所大学任教，我在教育处没有熟人，只好自己去找教育处的领导碰运气，可是到那儿一问，人家告诉我教育处也在精简。我和英子商量：“实在不行我去深圳碰碰运气。”
英子说：“前几年退休的院长让我去深圳我都没去，不就是因为不想一家人骨肉分离吗？现在咱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不要分开。我听说开发公司的效益还不错，不仅能保证正常发工资，年末还有分红。你先去干一段时间看看。”
在英子劝说下，我到开发公司报了到，被安排到了开发公司下属的商贸公司当业务员。
这个所谓的商贸公司总共有八名在册职工，一个经理、两个副经理，五名业务员。据说经理原来是个混混，因为与开发公司的总经理是同学，便被安排到经贸公司当经理。另外还有几个在公司挂靠、自己做生意的人，这几个人要给公司缴纳管理费。
经贸公司没有固定经营项目，什么赚钱就经营什么，性质和小商小贩没有什么不同。我到公司后发现经理经常带一名女业务员出门，我问一位同事是怎么回事，同事告诉我那位女业务员是经理的情人，在公司已经尽人皆知。有一次我和经理出门，发现经理和一个外地女客户打得火热。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也是经理包养的情人。我刚到经贸公司时还能正常发工资，由于公司赚的钱大部分都被经理花在了这两个女人身上，渐渐地就发不出工资了。为了赚钱包养这两个女人，经理想了个办法，和女客户的哥哥合伙做生意，赚钱五五分成。女客户哥哥赚的钱要分给他妹妹一部分。
有一次，女客户的哥哥弄到一批木材，让经理送钱去，经理带了三万块钱现金就去了。晚上正和女客户共谐鱼水之欢时被警察逮着了，做生意的三万块钱现金被当作嫖资没收了。原来那个女客户早已在当地公安部门挂了号，经理与女客户一见面就被公安人员盯上了。从那以后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经理让我和另外两名业务员自己找出路，公司不给我们发工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