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化了之后，江城连续出了几天太阳。阳光不烈，温温的，像一杯放了一会儿的茶。菜市场的路面干透了，人多了起来，声音也大了起来。周大妈的豆腐摊前排着短队，她切豆腐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一些，不是她切得快了，是她习惯了铜铃在口袋里的重量。那个重量让她知道自己口袋里不只是零钱，还有别的。
刘嫣把那封没有地址的信从信封里取了出来。她坐在长桌前，将信纸展平，折痕处的纸张已经发白了，再用一点力就会裂开。她用左手压着信纸的一角，右手拿起笔，在“我很好”三个字后面加了一句话——“我在江城。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他叫王正。”她写了王正的名字，笔画工整。写完了，她看着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在纸上，和她的名字在同一张纸上，不是同一行，是下一行。下一行就够了。
她将信纸折好，装进信封。这一次，她在信封上写了地址。地址是从她记忆里挖出来的，不是挖出来的，是一直在那里，只是她不想去碰。省城，县城，街道，门牌号。她妈的名字。写完了，她看着那些字。字是她写的，地址是她记的。她记了十几年，一笔都没忘。她贴上邮票，邮票是普通的那种，上面印着一朵花。花瓣是红色的，花蕊是黄色的，很小。
王正看着她封信封，贴邮票，没有问任何问题。他知道这封信要寄出去，寄到一个她十几年没联系过的地方。也许收得到，也许收不到。收不收得到都要寄。不寄，一定收不到。
二
下午，刘嫣一个人去了邮局。邮局在菜市场外面的一条街上，步行十分钟。灰色的楼，门口有一个绿色的邮筒，邮筒的铁皮已经生锈了，锈迹从底部往上爬。她推开门，走进去。大厅不大，柜台有两个，一个开着，一个关着。开着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四十多岁，头发染成了棕色，正在用手机看视频，声音外放，一个小视频里的笑声很大。她抬起头，看到刘嫣，把视频暂停了。
“寄信。”
刘嫣将信放在柜台上。女人拿起来，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又看了看邮票，在信封上盖了一个黑色的邮戳。邮戳上的日期圆圆的，字是反的，看不清是哪一天。女人将信扔进柜台下面的一个布袋里。布袋里还有很多信，各种颜色的信封，有的薄，有的厚，有的皱巴巴的，有的很新。刘嫣看着那堆信，想看看自己的那封落在哪个位置，但布袋太深，看不到。她转过身，走出邮局。门口的那个绿色邮筒还站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等了很多年的人。
她走到菜市场后面的空地上，槐树苗又长高了一点。从她上次看到它到现在，又过了好几天，它从十五厘米长到了十八厘米，叶子多了两片，茎粗了一圈。她蹲下来，看着它。它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不知道她要去哪里。但它知道她蹲在它旁边，知道她的手伸过来碰了碰它的叶子，知道她的手指是温的。叶子在她的触碰下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不动了。她站起来，转身走了。
回到安全屋，王正坐在长桌前，面前摊着笔记本。他没有在写，只是坐着。笔搁在笔记本的左侧，墨水瓶盖拧开了，盖子放在旁边。他看着书架上那些玻璃瓶和铜铃，目光在每一件东西上停留一两秒，然后移到下一件。不是在看，是在数。他在数他记下了多少个人。从第一页到现在的每一页，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有的人有全名，有的人只有姓，有的人只有“老韦”或“阿婆”。他数完了一遍，没有记住数字。他不在意数字，在意的是他们都在这本笔记本里，在纸上，在墨迹里，在每一笔每一划的凹陷里。
三
晚上，刘嫣继续织围巾。围巾已经织了很长了，绕在她的膝盖上，堆成了一小团。她织得比以前慢了一些，不是手生了，是不急了。围巾冬天用得上，但冬天有好多天，今天织不完，明天可以织，后天也可以织。她一边织，一边看着王正。他在看陈泊远的日志，翻到中间的一页，正看着一段话。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不是发现坏事的那种皱，是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注意到的东西——陈泊远在日志里提到了一个人。不是守灯人，不是穿越者，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在江城第一人民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老头。陈泊远写他每天下午三点出摊，晚上九点收摊，二十年来，只请过两次假，一次是他老婆去世，一次是他自己发烧到四十度。他写了老头的手，手指很粗，指节突出，手心有很多烫伤的疤，是被烤炉的铁皮烫的。他写老头递红薯的时候，从来不直接递到人手里，而是放在一张纸上，让人自己拿。他说，我的手脏。
王正合上日志，闭上眼睛。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烤红薯的老头的样子——不是陈泊远描述的，是他自己想象的。想象中，老头的脸被炭火烤得黑红，额头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他坐在烤炉后面，炉子里的碳火发出暗红色的光，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里有两点小小的、红色的光。
刘嫣的针在手指间穿行，织完了这一排，翻面，织下一排。围巾已经有了一米长，够围了，但她没停。
四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照旧。买菜，做饭，写字，吃饭，睡觉。王正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烤红薯的老头，他不知道那个老头的名字，陈泊远也不知道。他写他每天下午三点出摊，晚上九点收摊，二十年只请过两次假。写他的手，手心有很多烫伤的疤，递红薯的时候不直接递到人手里，放在一张纸上。让需要的人自己拿。他不是用来卖的，他是用来给的。
刘嫣的围巾织完了。一米二长，平针，深灰色，厚实。她拎着围巾的两端抖了抖，毛线在空气中微微颤动，像一条深灰色的河流。她走到王正面前，将围巾绕在他的脖子上，绕了两圈，两端垂在胸前。围巾很长，绕两圈还长，末端到了他的腰。她退后一步，看着。围巾和他很配，深灰色，和他常穿的那件深蓝色夹克搭在一起，不跳，但也不沉。她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开。
王正没有摘下围巾。脖子上多了一圈毛线，很暖和，不是热，是暖。毛线的绒毛扎着下巴，有点痒，他没有去抓。
下午，两个人去菜市场后面的空地上看槐树苗。它又长高了，从十八厘米长到了二十厘米。叶子多了几片，茎的颜色从浅褐变成了深褐，和它身后那堵红色的砖墙靠在一起。刘嫣蹲下来，用手指轻轻扒开根部的土，看了看。土是湿的，营养土和原土混合在一起，颜色均匀。土里有蚯蚓，不是她放进去的，是自己钻进来的。蚯蚓在土里钻来钻去，给树苗松土。她将土盖回去，站起来。
“它活了。”她说。
“它一直活着。”王正说。
两个人站着，看着槐树苗。它不需要他们看，他们看它，不是为了它。是为了自己。看一个东西活着，会让自己也更想活着。在暮色中，在冬天的风里，在一小片被翻过的空地上，两个人并排站着，谁都没有开口。最后那点光从西边的天空收走了，路灯亮了。
五
第二天，邮局的那个女人打来了电话。刘嫣的手机号码写在信封的背面，不是怕寄丢，是怕寄到了对方不知道是谁寄的。女人说，信送到了。收信人收到了，看了，说了一句话——“知道了”。
刘嫣挂了电话，站在窗前，看着菜市场。周大妈在切豆腐，老人拎着竹篮在等，小孩骑着小三轮车在人群里穿行。那些人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所有过去的日子一样。但他们又不是昨天那些人。老人比昨天更老了一天，小孩比昨天更大了一天，豆腐比昨天更新了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重复的也是新的。她看着那些重复的新，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在确认——确认自己在这里，在刚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在刚刚收到的“知道了”三个字里。知道了就够了。
她转身走回长桌前，王正正在写字。他没有抬头，但右手停了下来。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在笔尖凝成了一小滴，快要滴下来了。
“知道了。”她说。
王正的笔尖落了下去。墨在纸上洇开，形成了一个新的字。那个字是——“好。”
窗外的天暗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漏进来，落在地板上，落在行军床的腿上，落在围巾的一端。围巾搭在椅背上，深灰色的，在橘黄色的光中变成了一种温暖的、说不清颜色的颜色。
（第五十八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