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海回来之后，赵和平像是变了一个人，又像是没变。
没变的是他还是那样，话不多，活不少。每天早上给我带早饭，包子、油条、稀饭，换着花样来。
我说你别带了，我自己会买。他说顺路，不麻烦。我说你住的地方跟报社反方向，顺的哪门子路？他不吭声了，第二天照样带。
变了的是他开始跟我提“以后”了。
“以后咱们结婚了，把房子换大一点，你写东西的地方就有了。”
“以后有了孩子，让你娘来北京带，还是送回去？”
“以后你写不动了，我养你。”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可我知道，他是认真的。这个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
有一次我问他：“赵和平，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他想了想，说：“你值得。”
就三个字，“你值得”。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就这三个字，比什么话都重。
夏天的时候，赵和平又跟我回了一趟青海。这回不是“见家长”，是“认门”。按照我们那儿的规矩，认了门，事儿就算定下来了。
我娘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了。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墙重新刷了白灰，窗户玻璃擦的干干净净的，连院子里的鸡窝都打扫得干净利落。我爸说“你这是干啥，又不是娶媳妇”，我娘说“你懂啥，这是脸面”。
我们到了的那天，我娘穿着一件枣红色外套，精神的紧。我爸也穿了一件新外套，神采奕奕的。
赵和平这回不紧张了。进门就叫“阿姨”“叔叔”，叫得自然多了。他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往桌上摆。给我爸带的烟酒，给我娘的点心，给我买的一条裙子，蓝底碎花的。
“这是给阿姨买的，”他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娘，“听春燕说您手凉，买了个暖水袋。冬天灌上热水，捂着，就不凉了。”
我娘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眼圈红了。她把暖水袋贴在脸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笑着说：“这孩子，心细。”
那天晚上，我娘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炖鸡、炒鸡蛋、凉拌黄瓜、酸辣土豆丝，还有一大盆手擀面，菜摆了一桌子。
“阿姨，您做这么多，吃不了。”
“吃不了明天吃，”我娘说，“你难得来一趟，不多做点咋行？”
赵和平端起酒杯，站起来：“阿姨，叔，我敬你们一杯。谢谢你们把春燕养这么大，养得这么好。”
我爸也站起来，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以后，春燕就交给你了。你好好待她。”
“叔，您放心。”
两个人一仰脖子，干了。
我娘在旁边看着，眼睛亮亮的，嘴角翘得老高。
吃完饭，赵和平帮着洗碗。我娘不让，说“你是客人，坐着去”。他说“不是客人了，是家里人”。我娘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跟朵花似的，把手里的抹布递给他：“行，家里人洗。”
赵和平在厨房洗碗，我在旁边站着看。他洗得很仔细，一个碗冲好几遍，冲完了还用干布擦干，码得整整齐齐的。
“你洗碗咋这么仔细？”我问。
“从小就这样。我娘说了，碗洗干净了，吃饭才香。”
“你娘说话跟你一个调调。”
“那是，”他笑了，“我娘是我娘嘛。”
我看着他洗碗的背影，突然想起了我爸。我爸也这样，洗碗仔细，一个碗冲好几遍。我娘说他“浪费水”，他说“洗干净了吃着放心”。两个人说话的语气都像，平平淡淡的，可里头有道理。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坐在院子里乘凉。枣树的影子在地上晃着，风一吹，哗啦啦地响。远处的麦田在月光下泛着银光，跟青海湖一样亮。
我娘靠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那个暖水袋，摸着摸着，突然开口了。
“小赵，我跟你说个事儿。”
“阿姨，您说。”
“春燕这孩子，从小苦。她爹，就是她亲爹，不是个东西。打人，喝酒，把钱花在外头，不管家里死活。春燕小时候，连条裤子都穿不上，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跑。”
赵和平没说话，听着。
“我那时候就想，我不能让这丫头跟我一样。我得让她念书，让她走出去，让她看看外头的世界。这辈子，我啥都没干成，就干成了这一件事。”
“阿姨，您干成了最大的事。”赵和平说。
我娘笑了笑，眼眶红了：“小赵，春燕脾气倔，有时候说话不好听，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她心不坏，就是从小苦怕了，啥事都想自己扛。”
“阿姨，我知道。”
“她要是发脾气了，你别跟她吵。让她发，发完了就好了。她那个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记仇。”
“阿姨，我不跟她吵。”
“还有，”我娘犹豫了一下，“她小时候被她爹打怕了，最怕动手。你……你千万别打她。”
赵和平站起来，走到我娘面前，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
“阿姨，我不打人。我爹从小教我，男人打女人，不是男人。您放心，这辈子，我一根手指头都不动她。”
我娘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跟摸小孩似的。
“好孩子，”她说，“你是个好孩子。”
我在旁边看着，眼泪早就流了一脸。
临走的那天早上，我娘把赵和平叫到一边，塞给他一个布包。
“这是我自己做的鞋垫，两双，你一双，你爹一双。别嫌糙。”
“阿姨，谢谢您。”
“还有，”她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头是一对银镯子，旧了，发黑了，可花纹还在，“这是我跟春燕她爹结婚的时候，她奶奶给我的。我没舍得戴，藏了二十多年。现在给春燕，你替她收着。”
“阿姨，这太贵重了，您自己留着……”
“我留着干啥？”我娘说，“我又不戴。给春燕，她结婚的时候戴。你别让她知道，到时候给她个惊喜。”
赵和平接过红布包，小心地揣进怀里。
“阿姨，您放心。”
“嗯，”我娘点了点头，眼睛亮亮的，“放心了。”
回北京的路上，赵和平把那对银镯子拿出来给我看。镯子很旧了，花纹都磨平了，可擦一擦，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
“你娘给你的，”他说，“结婚的时候戴。”
我把镯子攥在手心里，攥了好一会儿。银子凉凉的，可攥久了，就热了。
“赵和平，”我说。
“嗯？”
“咱们结婚吧。”
他愣了一下，然后咧着嘴笑了。
“行，”他说，“结婚。”
火车在田野上飞驰，窗外的风景一闪一闪的，麦田、村庄、远山，还有那片蓝得发亮的天。
我靠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头翻来覆去地想着我娘说的那句话：“不打人比啥都强。”
还有赵和平说的那句：“你这辈子，值了。”
两句话加在一起，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东西。
窗外的风吹进来，暖洋洋的，带着麦秸的味道。
我把那对银镯子套在手腕上，晃了晃，叮叮当当的，好听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