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说“等风头过了”，我以为至少要一两个月。没想到刚过一个星期，他的传呼就来了。我找了个公用电话回过去，他说有新货，让我去北三环一个仓库取。不是北京站，换地方了。我问什么货，他说到了就知道。
我骑自行车去了。北三环那边有很多大仓库，红砖墙，铁皮门，门口停着货车。王军说的地方在一排仓库最里面，门没锁，推开进去，里面堆满了纸箱。王军已经在里面了，旁边站着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四十来岁，穿蓝色工装，满脸横肉。
“来了？”王军冲我招手，“这批货你帮我送到大红门，有人接。还是老价钱，五十。”
我看了看那些纸箱，比以前的磁带箱大，重。“这装的什么？”
“衣服。”
我没信。衣服不用偷偷摸摸取货，也不用换地方。但我没再问。王军把地址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我，“到了打这个电话，有人出来接。”
我叫了一辆面包车，把纸箱搬上去，跟车去了大红门。那地方在南城，路窄，人多，乱。到了纸条上的地址，是一个大院，铁门关着。我下车敲门，出来一个年轻人，看了我一眼，问“王军的？”我说是。他开了门，让车开进去。
院子里堆着更多纸箱，摞得老高。几个人在卸货，都不说话，光干活。我把货卸了，年轻人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你的。”我打开看了看，五十块，没少。
回去的路上，司机跟我聊天。“你这货送的是衣服？看着不像。”我问怎么不像，他说分量不对，衣服没那么沉。我没接话。
到了王军的音像店，我把信封里的五十块钱抽出来，放在柜台上。
“王哥，你这批货到底是什么？”
王军看了我一眼，把钱收起来，没回答。“你别管是什么。送到就行。”
“不行。我得知道。”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叹了口气，从柜台底下拿出一盘磁带，拆开，倒带，按了播放键。里面传出来的不是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讲什么内容听不太清，但口音是南方的。他按了暂停。
“这叫‘讲座’。懂的人买去听，听完了就懂怎么做了。”
“做什么？”
“你别问那么细。”他把磁带退出来，装回盒子里，“反正不是毒品。你放心。”
我不是放心，是知道自己已经上了这条船，下不来了。从第一次帮王军送货，到后来一趟一趟跑，再到现在发现货不对——每一步都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回不了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在门口看到一个人影。路灯下站着一个人，穿着深色衣服，看不清脸。我走过去，他没动。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中年男的，长脸，下巴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认识。
“你是孙皓？”他问。
“我是。你谁？”
“你别管我是谁。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师父孙德茂，他死之前有没有给你留什么东西？”
我的心跳了一下。“你是谁？”他看了我一眼，没回答，转身走了。脚步很快，消失在胡同口。我站在路灯下，手插在兜里，攥着师父那把钥匙。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到北京才几个月，已经被两个人找上门了——老疤派来的人，还有这个不认识的眼镜男。师父说的对，有些人你躲不掉。你跑到哪，他们跟到哪。
第二天，我去修车铺。赵师傅看我脸色不好，没问我什么。我蹲在地上修车，手稳，心不稳。赵师傅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
“小孙，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有。”
“有就说。别憋着。”
“真没有。”
他没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