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的北京，闷得像一口扣在蒸笼里的铁锅。
天空低垂，乌云从西北方向滚滚而来，将紫禁城金黄色的琉璃瓦压成一片暗淡的铜锈色。空气黏稠得几乎能拧出水来，蝉鸣声有气无力地从胡同深处的老槐树上飘来，像一根绷得过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
陈砚之坐在东交民巷办事处的书房里，面前摊着最近三期《字林西报》和端纳昨天刚送来的加急密信。他的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节奏稳定，像一只潜伏在草丛中的豹子，在等待某个早已预知的时刻。
报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紧迫。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七月五日，德皇威廉二世向奥匈帝国开出 blank check（空头支票），承诺无条件支持。七月二十三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拒绝通牒中的关键条款。七月二十八日……
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自鸣钟。
下午三点二十分。北京时间。萨拉热窝应该是上午。
如果历史没有偏差，此刻，奥匈帝国的炮口已经对准了贝尔格莱德。那个塞尔维亚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扣动扳机的瞬间，不仅终结了大公夫妇的生命，也终结了一个时代。三十六天后，整个欧洲将陷入战火。
不。就是今天。
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东交民巷的街道上，几个英国使馆的卫兵正懒洋洋地靠在墙根下乘凉，红色的制服被汗水浸透，变成了暗褐色。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没有人知道，在万里之外的巴尔干半岛，一场将吞噬一千万生命、毁灭四个帝国的战争刚刚拉开序幕。
"先生。"林舒桐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端纳先生从天津发来的，刚到的。"
陈砚之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
"奥匈帝国今晨向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大战爆发。"
他的手很稳。六年的等待，在这一刻尘埃落定。没有狂喜，没有颤抖，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神圣的确定感。历史的车轮，终于碾上了它应有的轨道。
"知道了。"他将电报折好，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备车，去汇丰银行。"
"先生，这电报……"
"一战爆发了，舒桐。"陈砚之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欧洲大战。全世界都要变天了。"
林舒桐瞪大了眼睛，但陈砚之已经走出了房门。他连忙跟上，心跳如擂鼓。他跟了先生三年，早已习惯了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但"全世界变天"四个字，仍让他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八月，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上海滩。
英国对德宣战。法国对德宣战。俄国对奥匈帝国宣战。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远征军开赴法国。马恩河战役。坦能堡战役。一个个地名从遥远的欧洲传来，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炮火声，将旧世界炸得粉碎。
上海的外国租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英国和法国的侨民纷纷报名回国参战，德国商人被集中监视，俄国东正教堂的钟声变得沉重而哀婉。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北洋政府的大总统袁世凯在居仁堂里暗自盘算着如何利用这场远在天边的战争巩固自己的权位。
而在棉花市场上，一场无声的爆炸正在发生。
欧洲棉花产量锐减。英国将埃及的棉花优先供应军需，法国在北非的棉田因征兵法而劳动力枯竭，希腊和土耳其的产区直接沦为战区。欧洲纺织业走投无路，只能将采购的目光转向亚洲。
美国棉花本应受益，但大西洋上德国潜艇的威胁让海运成本暴涨。保险费率翻了三倍，船期延迟，货运舱位一票难求。
中国棉花，这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品种，突然成了全球纺织业的救命稻草。
八月初，棉花价格突破三十两每担。八月中旬，三十五两。八月下旬，三十九两。
沈月如打来电话的时候，陈砚之正在北京办事处的院子里修剪那棵刚种下不久的枣树。
"陈砚之！"电话那头，沈月如的声音因激动而尖锐，"价格，价格涨疯了！刚才亨德森传来的报价，四十两！四十两一担！而且还在涨！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抢，三井物产也在抢，全上海都疯了！"
陈砚之将剪刀放在石凳上，接过林舒桐递来的毛巾擦了擦手。
"不急。还会涨。"
"还涨？"沈月如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四十两了！我们的一万八千担，值七十二万两！七十二万两白银！陈砚之，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
"知道。"陈砚之看着院子里那棵枣树，叶子在阳光下绿得发亮，"但还没到顶。"
"你怎么知道还没到顶？"
"因为战争才刚开始。"陈砚之说，"欧洲各国都以为圣诞节前就能打完，所以他们没有大规模转向亚洲采购。等他们发现这场仗至少要打两三年，等他们的库存耗尽，等他们的纺织厂开始停工，到时候才是真正的疯狂。五十两不是梦，六十两也不是不可能。"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陈砚之。"沈月如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的合伙人。"他说，"相信我，再等等。"
挂断电话，陈砚之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夏日的蝉鸣震耳欲聋，热风从院墙外吹进来，带着北京城特有的尘土味。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1908年的冬天，上海城隍庙的破庙，漏风的屋顶，结了薄冰的井水。他用二十个铜钱买了两个热烧饼，那是他穿越到这个时代的第一个新年。
六年。
从二十个铜钱到七十二万两白银。三万六千倍。
而这还不是终点。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价格涨到五十两每担，一万八千担就是九十万两。如果在最高点套现，扣除收购成本、仓储费用、人员开支和税收，净利润至少在五十万两以上。
五十万两白银。在1914年的中国，这是一笔足以撼动任何一个省份经济格局的巨款。它可以在上海买下半条外滩的地产，可以组建一支万人的武装，可以创办十家现代化的纺织厂。
而拥有这笔钱的，是一个六年前身无分文的穿越者。
九月初，陈砚之回到上海。
汇丰银行的经理亨德森在三楼会客室里接待了他，态度比之前更加殷勤。英国人原本对这个中国举人就颇为尊重，如今更是带着一种近乎敬畏的谨慎。
"Mr. Yan，您的棉花投资现在是整个上海滩的话题。"亨德森为他倒上一杯威士忌，"每个人都在问，那个‘Mr. Yan’是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欧洲会开战？他怎么知道棉花会暴涨？"
陈砚之端起酒杯，微微一笑。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在这个乱世里，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棉花是粮食的一种，不是吗？"
亨德森哈哈大笑，但眼神里的疑虑并未消散。这个答案显然无法让他满意，但他明智地选择了不再追问。
沈仲文见到陈砚之的时候，差点跪下来。这位上海棉布渠道商在短短两个月里见证了 cotton price 的过山车，他的世界观已经被彻底颠覆。
"陈先生，你是神算子吗？"沈仲文的声音发颤，"我沈仲文经商二十年，从未见过这等手笔。你屯棉的时候，全上海都说你疯了。现在，全上海都说你是财神转世。"
"不是神算。"陈砚之拍了拍他的肩膀，"是功课。仲文，后面的戏才刚开始，你跟紧了。"
张謇从南通发来亲笔信，只有寥寥数语："吾道不孤。商业救国，陈先生做到了。謇老朽，愿附骥尾。"
陈砚之将信折好，放在抽屉里。大生纱厂的创办人，清末状元，实业救国的旗手，此刻将他视为同道。这份认可的分量，比七十二万两白银更重。
而山田文夫的反应，陈砚之是从情报员的报告中得知的。
三井物产在上海支店的棉花收购全面滞后。等山田的人马反应过来时，市场上已经无棉可收。他们不得不以每吨四十二两的高价从散商手中抢购，而陈砚之的收购均价不过二十一两。
山田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一天，不许任何人打扰。据三井支店的门卫说，那天晚上，他们听见办公室里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
陈砚之合上报告，端起桌上的茶盏。铁观音的香气袅袅升起，在午后的阳光中画出一道淡蓝色的弧线。
山田在想什么，他很清楚。那个男人一定在问自己：陈砚之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总能预判？
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来自未来。
十月中旬，棉花价格触及四十八两每担的峰值。
陈砚之召集了核心团队：沈月如、沈仲文、亨德森，以及两个新加入的助手。
会议在沈家纺织厂的会议室里举行。窗外的梧桐树叶已经黄透，秋风卷起落叶，在院子里打着旋儿。
"现在面临一个选择。"陈砚之在白板上写下三个选项，"A，全部变现，落袋为安。B，部分变现，保留上涨空间。C，不卖，等更高点。"
沈仲文迫不及待："我选A！四十八两了，陈先生，知足吧。钱到手了才是钱。"
亨德森沉吟："从金融角度看，B更稳妥。市场已经过热，回调风险很大。但战争如果持续，长期仍有上涨空间。"
沈月如看向陈砚之："你呢？"
"B。"他说，"卖一半，九千担。按四十八两算，套现四十三万两千两。剩下的九千担，留着。"
"为什么不是全卖？"沈仲文急了。
"因为钱到手了才是钱。"陈砚之说，"但如果战争拖到后年，价格可能冲六十两。我们手里的九千担，是种子，不能全刨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每一个人的脸。
"更重要的是，棉花变现之后，我们要做更大的事。纺织厂要扩建，航运要投资，银行要建立自己的网络。这些钱不是用来数的，是用来生钱的。"
沈月如第一个点头。亨德森跟着点头。沈仲文虽然不甘心，但也只好附和。
三天后，九千担棉花通过亨德森的渠道分批出手，套现四十三万两千两白银。扣除各项成本和税收，净利润约二十八万两。
加上手里剩余的九千担棉花（按市价计四十三万两），陈砚之的总资产在一天之内跃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当最后一笔款项汇入汇丰银行的账户时，陈砚之独自站在外滩的江堤上，看着黄浦江上来往的船只。夕阳将江水染成一片金红，远处的吴淞口隐约可见。
他的商业帝国，终于有了一颗定海神针。
从这一天的太阳落山开始，他不再是那个靠写文章和倒腾小生意勉强维持局面的寒门举人。他是陈砚之，上海滩最年轻的棉花大亨，拥有四十三万两现金和九千担战略库存的商业巨子。
而这，只是他商业版图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