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的余温尚在，陈砚之便让林舒桐连夜赶稿。
"趁热打铁。"他把一摞笔记拍在桌上，"今日礼堂里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这儿了，你把辩论的经过整理出来，写成报道，配上评论。三日之内，我要见到稿子。"
林舒桐接过笔记，翻开一看，不由得暗自称奇。陈砚之的字迹密密麻麻却井然有序，不仅记了双方论点，连现场听众的反应、老教授的表情、胡适说话的语气，都一一记录在案。这不是普通的笔记，这是一份战场报告。
"题目呢？"
"《Ideas in Collision: A Debate on China's Future》。"陈砚之说，"头版头条。"
三日后的黄昏，林舒桐交稿。陈砚之关在书房里审了整整一夜，红笔勾勾画画，增删改补，到天蒙蒙亮时才推开门。他把改过的稿子递给林舒桐，眼下泛着青黑，目光却炯炯有神。
"照这个排印。"
与此同时，周启明和钱玄同也各自交来了稿件。周启明那篇《北方学界的新气象》写得细腻温婉，从北大的课堂写到清华的实验室，再写到南开的图书馆，把北方学术界的蓬勃生机描绘得淋漓尽致。钱玄同那篇书评则锋芒毕露，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推崇备至，却又在结尾处笔锋一转，指出胡适的极端之处，读来令人拍案。
陈砚之把四篇文章编排妥当，又亲自撰写了发刊词。
"《The China Review》北方版，今日问世。"他提笔写道，"我们不是上海的回声，我们是北方的先声。在这片古老而沉重的土地上，变革正在发生。我们愿以一支笔，记录这变革的每一步，也参与这变革的每一程。"
稿定了，接下来是印刷。孝顺胡同的小洋楼里没有印刷机，陈砚之便托赵允之联系了北大印刷厂。那印刷厂原是为学校印讲义用的，设备虽不算新，却也够用。排字工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山东汉子，姓李，手里攥着一把铅字，拈来换去，行云流水。
"陈先生，"李师傅看着稿样，竖起大拇指，"洋文我不懂，可这排版讲究我是晓得的。您这文章，段落齐整，标题醒目，一看便是大手笔。"
陈砚之谢过他，又叮嘱多印二百份。"一千二百份。"他说，"北京城里能读英文的人，我要让他们人手一份。"
印刷机的轰鸣声持续了整整一天。铅字在版面上排好，油墨滚过，纸张压上去，一份份还带着余温的报纸便从机器另一端吐出来。陈砚之站在印刷机旁，看着那黑压压的文字变成有形的实体，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踏实。在上海，他只管写和编，印刷发行自有赵世安操心。如今在北京，事事亲力亲为，反倒更能品出其中滋味。
专刊问世那日，是个晴朗的冬日。
天蓝得像块刚洗过的蓝布，阳光照在雪后的街道上，反射出刺眼的光。陈砚之亲自押着一骡车的报纸，从印刷厂运回小洋楼。林舒桐带着周启明和钱玄同站在门口接应，四人合力把一捆捆报纸搬进门厅。
"这就是咱们的孩子。"钱玄同拍了拍报纸捆，哈哈大笑。
发行分四条线。第一条线是北大校园，赵允之带着两个学生，扛着报纸直奔沙滩红楼，在图书馆门口、教学楼走廊、食堂门口各设了一个取阅点。第二条线是东交民巷的书店，陈砚之亲自跑了几家专营西书的书局，把报纸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第三条线是使馆区，他让周启明拟了一份名单，把专刊直接送到各国公使馆的参赞和文化官手里。第四条线是政府机构，通过赵允之在北大的人脉，转托几位在政府里任职的校友，悄悄塞进了几个部的办公室。
反响来得比预想的更快。
当日下午，赵允之兴冲冲地跑回小洋楼，手里挥舞着一张纸条。"北大英文系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读书会，要订阅咱们的刊物，一季十二份！"
紧接着，东交民巷的龙门书局派人来传话，说头天摆上去的五十份已经售罄，要求再加一百份。
傍晚时分，陈砚之收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信封上是漂亮的英文花体字，拆开一看，是一位署名"H. B. Morse"的英国侨民写来的。他说自己在北京住了二十年，从未见过一份由中国人主办、却写得如此地道而不卑不亢的英文刊物。
第二日一早，陶孟和亲自登门，手里捧着那份专刊，脸上带着少见的笑意。"砚之，"他连称呼都变了，从"Yan先生"变成了"砚之"，"英文系的几位教授连夜读了你的报道，都说你不仅英文好，眼光也毒。胡适昨日在课堂上还提起你，说你是个'值得重视的论敌'。这话从适之嘴里说出来，可比一万句恭维都值钱。"
"You have given Peking a voice it did not know it had."信末写道。陈砚之把信看了三遍，才轻轻搁在桌上。
陈砚之把信放在桌上，沉默良久。窗外的胡同里传来孩子们放学的嬉闹声，还有卖糖葫芦的小贩悠长的吆喝。这些声音和这封信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和谐。他忽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了回响，不再是一个人在黑夜里敲打空谷。
专刊的成功，不仅仅是发行数字上的胜利。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The China Review》从此不再是一份"上海刊物"。它有了北方版，有了南北联动的架构，有了在两个文化心脏同时跳动的能力。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陈砚之在小洋楼的书房里挂起了一幅中国地图。他用红笔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上各画了一个圈，然后在中间连了一条粗粗的黑线。"双重帝国。"他对着地图喃喃自语，"上海是咽喉，北京是心脏。喉舌发声，心脏供血，缺一不可。"
消息传回上海，赵世安拍来电报，只有八个字："北方大捷，南方同庆。"沈月如的电报稍长一些："恭喜。北方的声音也响亮了。继续。"陈砚之读了两遍，把电报折好收进抽屉。他知道沈月如话少，可每个字都是从肺腑里掏出来的。
张謇从南通寄来一封亲笔信，用的是洒金红笺。那位状元实业家在信中说，他读了北方版专刊的报道，对陈砚之"以文化为实业"的理念深表赞同，愿在南通的投资圈里为刊物推介。朱尔典爵士则通过英国公使馆送来一张烫金的请柬，邀请陈砚之赴便宴，"以增进两国文化人士之友谊"。
最让陈砚之意外的是，胡适也寄来了一张短笺。
"陈君砚之台鉴。"胡适的字迹瘦硬，一如其人，"辩论之事，各有千秋。贵刊报道翔实公允，未以胜负之心曲解双方论点，此正为学界应有之风范。日后若再论道，胡某仍愿奉陪。"
陈砚之读罢，把短笺压在砚台底下。他明白，这是胡适式的和解。这个人骨子里的傲慢不会变，可他至少承认了陈砚之作为一个对手的资格。这就够了。
小洋楼里的庆功酒是在专刊问世后的第七天喝的。那日恰逢冬至，北京的风俗要吃饺子。刘姓房东送来了自家包的茴香馅饺子，林舒桐从胡同口打了二斤莲花白，钱玄同贡献了一包五香花生米，赵允之则从北大的食堂里顺来了一碟酱牛肉。五个人围坐在厅房里，煤球炉子烧得正旺，窗外的北风呼啸，屋内却暖意融融。
"敬先生一杯。"林舒桐端起酒碗，"北方版专刊，从无到有，十日而成，这是先生的手段。"
"敬诸位一杯。"陈砚之回敬，"没有你们，我陈砚之一个人，写得出文章，却办不成刊物。"
钱玄同一口干了碗中酒，抹抹嘴说："先生，我钱玄同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是其中一个。我服的不是你的英文，是你的定力。那日辩论场上，胡适那么咄咄逼人，你愣是没慌，一步一步把他引到你的局里。这份心性，我学不来。"
"你也有你的长处。"陈砚之笑道，"你的笔太锋利，我有时都得替你捏把汗。"
众人哈哈大笑，笑声在狭小的厅房里回荡，惊得窗外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
酒过三巡，周启明的话渐渐多了。他说起绍兴的老家，说起母亲做的梅干菜，说起离家北上时渡船上的月色。钱玄同则说起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说起东京的樱花和奈良的鹿，说起回国时在海船上看到的日出的壮观。赵允之说着说着便唱起了昆曲，虽然荒腔走板，却别有一番滋味。林舒桐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抿一口酒，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夜深了，众人渐渐散去。陈砚之独自走上小洋楼的二楼，推开西窗。
窗外是北京的冬夜。胡同里的灯火大多熄了，只有零星几扇窗还透出昏黄的光。远处的景山在夜色中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北风卷着细碎的雪沫子，打在脸上冰凉刺骨。
他想起沈月如。此刻的上海，应该比北京暖和些。她是否也站在某个高楼的窗前，望着外滩的灯火？她的商业帝国正在南方扩张，正如他的文化帝国在北方扎根。他们像是两条平行线，各自延伸，却遥相呼应。想起她上次信里说的"继续"两个字，他不禁微微翘起嘴角。那个女人的字典里从没有废话，两个字便是千言万语。
他又想起赵世安，想起周启明，想起钱玄同，想起赵允之。这些人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的千军万马。没有他们，他什么都不是。
最后，他想起了一个远在武汉的人。
顾清漪。
那个在汉口码头救过他一命的女子，如今怎么样了？武汉是九省通衢，南北交汇之处，她是否也听到了北方的声音？她是否知道，那个曾经被她称为"教书先生"的人，如今正在北京的文化圈里掀起波澜？
陈砚之伸出手，接住了一片飘落的雪花。那雪花在他掌心停留了一瞬，便化成了水。
"清漪，"他低声说，声音消散在北风里，"你听到了么？"
雪花无声地落下，把整个北京城裹在一片银白之中。远处的钟楼敲响了子时的钟声，沉闷而悠长，像是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