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址的事，陈砚之琢磨了三日。
北京的城廓方方正正，像一块棋盘，四九城里各有各的讲究。东交民巷一带是使馆区，洋楼林立，街道宽阔，车马行人皆有规矩，可租金贵得吓人，一间门面月租便是四五十块。宣武门外倒是文人荟萃，报馆书肆鳞次栉比，可离北大远了几里路，办事不便。西城太僻静，东城太喧闹，陈砚之跟着赵允之跑了几日，腿都细了一圈，才在东交民巷北面的孝顺胡同里相中了一处院落。
这院子原本是某个退职道台的私邸，民国后家道中落，后人把宅子分割出租。临街的一栋两层小洋楼空着，青砖灰瓦，门前有两棵槐树，后院连着几间厢房。楼上是起居之所，楼下是厅房，隔出前后两进，前头做会客与办公，后头做排字和印刷，宽敞得很。更妙的是，从这里走到东交民巷公使馆区不过一刻钟，雇辆洋车去北大沙滩，也就两刻钟的光景，两处枢纽都能照应到。
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旗人妇人，汉姓刘，嘴里一口京片子，利落得很。她男人前清时在户部当差，民国后没了差事，家中坐吃山空，只能靠收租度日。签契的时候，她从袖子里摸出一块老玉印章，在文书上重重一按。
"陈先生是读书人，我这院子租给您，比租给做买卖的体面。"她说，"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月租二十块，押一付三，电灯费另算。后院那口井是甜水，您尽管用，只是别糟蹋了院子里的花草，都是我男人活着的时候亲手栽的。"
陈砚之接过文书，看了两遍，无误，便从皮箱里取出四张花旗银行的钞票，递了过去。刘姓妇人点了又点，确认不是假币，脸上才绽出笑纹。
"您歇着，缺什么差遣隔壁老张家的儿媳妇，她每日过来洒扫。"
送走了房东，陈砚之站在空荡荡的厅房里，四下打量。阳光从高窗里斜射进来，在青砖地上投下一块块光斑。墙角有面半旧的穿衣镜，镜框上雕着缠枝莲纹，是前朝的工艺。他走到镜前，整了整长衫的领子，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三个月前，他还在上海滩的写字楼里，听着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如今却站在京城的四合院里，听着胡同里传来的鸽哨。这一南一北，千里之隔，便是他文化帝国的两端。
他想起临行前沈月如说的话。那日在礼查饭店的露台上，她端着一杯红酒，目光越过外滩的灯火，淡淡地说："北方是泥潭，也是金矿。你去了，别陷进去，要挖出金子来。"他当时笑着回她："放心，我的靴子防水。"此刻站在这间空旷的厅房里，他终于品出她话中的滋味。北方的局势确实比南方复杂百倍，军阀、政客、遗老、洋人，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外来的文人想在夹缝里立住脚，非得有十二分的精明和定力不可。
团队的事，陈砚之早有了计较。
第一要紧的人，是从上海调来的林舒桐。此人是《The China Review》创刊时期的老班底，英文功底扎实，笔头又快，更重要的是性子沉稳，耐得住北方的枯燥。陈砚之给他拍了一封电报，隔了两日，回电到了，就四个字："即刻动身。"
林舒桐到京那日，正赶上立冬。他从火车上下来，只带了一只小皮箱和一件厚呢大衣，鼻头冻得通红。
"先生，北京比上海冷。"这是他见到陈砚之说的第一句话。
陈砚之哈哈大笑，伸手接过他的皮箱："但北京比上海更有文化。"
两人出了前门车站，雇了一辆骡车，沿着正阳门大街一路向北。林舒桐裹着大衣，缩在车篷里，目瞪口呆地看着街景。正阳门的城楼巍峨耸立，灰色的城墙绵延不绝，墙角下是熙熙攘攘的市井，马车、洋车、行人交织成一片。他虽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却也读过"蓟门烟树""卢沟晓月"的诗句，如今亲眼得见，方知纸上得来的终是浅。
安置好林舒桐的住处，陈砚之又着手招本地的人手。赵允之在这件事上帮了大忙，他从北大的毕业生里引荐了两个人。
第一个叫周启明，二十三岁，浙江绍兴人，北大英文系刚毕业。此人沉默寡言，一双眼睛却极亮，看人时带着几分审视。陈砚之同他谈了半个时辰，发现他对于中西文化比较竟有相当深入的见解，且文笔细腻，不浮夸，正是刊物需要的那种人才。
第二个叫钱玄同，二十六岁，浙江吴兴人，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北大当讲师。此人性格截然相反，话多且快，说起钱来手舞足蹈，声音洪亮得像是擂鼓。他主张废除汉字、全盘西化，言辞激烈得让陈砚之都微微皱眉。但赵允之说，此人学问极好，尤其精通音韵学和文字学，是不可多得的奇才。
陈砚之沉吟片刻，把两人都留下了。周启明负责文稿编辑，钱玄同负责文化评论。他清楚，这两个人代表了北方学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个内敛深沉，一个锋芒毕露，恰好能互补。
事后赵允之问他："钱玄同的性子那么烈，你就不怕他在文章里捅娄子？"
陈砚之淡淡一笑："怕。但一个刊物要是只有温和的声音，便没了锐气。钱玄同就是那把刀，咱们自己握着刀柄，该往哪儿切，听我的。"
赵允之望着他，半晌才叹道："你这是要把北京学界搅个天翻地覆。"
"不搅，怎么浑水摸鱼？"
至于赵世安，陈砚之没有动。那日他专门拍了一封长电报到上海，电文里只有一句："沪上根基，寸土不让。你守好南边，我开拓北边。"
赵世安的回电更简单："明白。"
这份默契，是经过数年共事磨合出来的。赵世安是生意人，眼里有算盘，心里有分寸，上海的发行网络和广告客户都在他手里攥着，动他一人，便牵一发而动全身。陈砚之宁可自己在北京多费些心力，也不能拆南墙的砖来补北墙的洞。
班子齐了，便要定规矩。
陈砚之在小洋楼的厅房里摆了一桌酒菜，把林舒桐、赵允之、周启明、钱玄同都请到。窗外飘着细雪，是今年冬天的头一场雪，胡同里的屋顶都覆上了一层白。厅房里生着煤球炉子，暖烘烘的，五个人围坐在八仙桌旁，酒是二锅头，菜是酱牛肉、炸花生米、凉拌黄瓜，还有一大盘羊肉白菜馅的饺子。
"今日没有上下，只有朋友。"陈砚之给每人都斟满了酒，"咱们商量一下今后的章程。"
他把南北联动的架构摊开来，一条条讲给众人听。
"上海那边，是咱们的根。国际新闻、经济分析、对外发行，这三件事由赵世安主持，不变。北京这边，是新枝。政治评论、文化观察、北方发行，这三件事由林舒桐主持，我统筹。"
钱玄同插嘴道："政治评论？如今京城言论收紧，咱们一个英文刊物，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合适。"
"所以要换个打法。"陈砚之放下酒杯，"咱们不评论中国内政，咱们评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博弈。谁在东交民巷里谈什么条约，谁在直隶湾增了什么舰队，谁在长江上游争什么铁路权。这些事情，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咱们用英文写，写给外国人看，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不是瞎子。"
周启明点了点头，难得开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英文在西方舆论场里发声，比中文报馆里骂一万句都管用。"
"正是这个理。"陈砚之赞许地看了他一眼，又转向林舒桐，"每周一次电报联络，重要稿件双方互审。每月一期专刊，北方出稿，南方印刷，两地同步发行。第一期北方专刊，我拟了个题目，叫《北方的觉醒》。"
"好题目。"赵允之赞道。
"内容呢？"林舒桐问。
"四块。头版，民国初年的北方政治格局，从袁世凯的集权写到各省的自治运动，不评是非，只摆事实。二版，北方实业调查，棉纺、煤矿、铁路，让外国投资者看看北方的商机。三版，北京文化圈素描，北大、清华、南开，学术界的新气象。四版，书评，评三本书：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严复新译的《穆勒名学》、还有英国人莫理循的《An Australian in China》。"
钱玄同摩拳擦掌："书评我来写。胡适那篇《文学改良刍议》我早就想好好评一评了，八事主张条条在理，可他把旧文学贬得一钱不值，我却不全认同。"
"可以辩，但要讲分寸。"陈砚之叮嘱，"咱们是英文刊物，读者里有不少外国人，别把中国学界内部的争执写成泼妇骂街。"
"明白。"
周启明轻声说："文化圈那篇我来。北大、清华我熟悉，南开那边我写信去问张伯苓先生要些材料。"
林舒桐合上笔记本："政治和实业两篇我主笔，先生过目。"
任务分派既定，各人都有了着落。陈砚之又端起酒杯："还有一条。咱们在北京，脚跟未稳，万事低调。对外只说是一家英文杂志社的分部，不要提我的名字，不要提《The China Review》在上海的背景。等第一期出来了，看反响，再决定亮不亮相。"
林舒桐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笔尖沙沙作响。钱玄同和周启明则低声议论着选题的角度，偶尔争论几句，又各自低头沉思。赵允之端着酒杯，笑吟吟地看着这一幕。
"上海是商业中心，北京是文化中心。"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我的双重帝国，缺一不可。"
没有人笑他说大话。厅房里的几个人都清楚，眼前这个穿长衫的年轻人，从上海到北京，步步为营，每一步都踩在实处。所谓帝国，不是虚言，是一张张报纸、一个个栏目、一篇篇文章垒起来的。
"来。"陈砚之端起酒杯，面向众人，"为了文化帝国。"
五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二锅头烈得像火，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钱玄同呛得咳嗽起来，周启明默默地抿了一小口，赵允之一饮而尽，林舒桐端着杯子，目光落在窗外的雪上。
雪越下越大了，把整个北京城裹在一片银白之中。远处的钟楼传来沉闷的钟声，一下，又一下，像是在为这个时代计数。
陈砚之放下酒杯，坐回桌前。第一期的稿单已经在他脑子里成形，接下来便是动笔、审稿、排印、发行。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一张报纸连着一张报纸，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
窗外雪落无声，小洋楼里的灯光却一直亮到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