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一声长鸣，轮船靠岸的震颤从脚底传来。陈砚之拎着一只牛皮皮箱，随着人流踏上吴淞口的码头。海风带着咸腥气扑面，他却不觉得冷，胸腔里烧着一团火。
那是民国二年的深秋。
从沪上北站登车，经沪宁线转津浦线，再换京奉线北上，全程近三十个钟头。陈砚之买的是头等厢票，车厢装潢是从德国进口的橡木嵌板，黄铜灯架擦得锃亮。可即便头等厢也隔绝不了时代的嘈杂，他对面坐着个穿驼绒大衣的英国商人，正用生硬的中文同旁人议价；斜对角是个穿藏青长衫的老秀才，手里捧一卷《资治通鉴》，眉头锁得死紧；过道里不时走过穿呢子军装的军官，靴跟敲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车窗外的景致像一卷徐徐展开的山水长轴。江南的水田、芦苇、乌篷船渐次退去，换成了淮北的黄土地、高粱茬、夯土墙。陈砚之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叩着皮箱的铜锁。那里面锁着的不只是衣物，还有三期《The China Review》的样刊，以及一份写满了批注的北方棉市调研报告。
火车过了蚌埠，车厢里上来几个穿青布学生装的年轻人，腋下夹着洋装书，嘴里议论着国会选举与政党政治，言辞激烈。陈砚之侧耳听了片刻，便知他们是赴京求学的大学生。民国二年，科举废了不过八年，读书人从旧学塾里走出来，一头扎进新式学堂，脑子里装满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却还没学会如何与这个古老国家的根须和解。他看着那些年轻面孔上燃烧的理想，既觉得可敬，又隐隐感到一丝忧虑。
车厢连接处站着个穿灰布军装的副官，正用一口湖南腔同车长争执卧铺的事宜。陈砚之认出那军装是北洋军的服色。如今的京城，兵比读书人管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放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再贴切不过。袁项城从北洋六镇起家，一步一步把这天下攥进了掌心，那些西装革履的议员们在国会里鼓噪，终究敌不过中南海里的一纸军令。
他北上的缘由，连自己也觉得脉络纷杂。
说是为了刊物。《The China Review》在上海已站稳脚跟，可一座城市终究撑不起一个文化帝国的野心。北京是政治的心脏，是舆论的源头，不在这里落子，刊物便永远只是"南方的声音"。说是为了人脉。北方的政界、学界、报界，各有各的山头，各有各的门路，隔着千里 railways 与书信，永远不如登门一揖来得真切。说是为了生意。北方的棉花市场这几年波动剧烈，直隶、山东、河南的棉农正苦于没有靠谱的信息渠道，他看在眼里，便知其中藏着商机。
还有一个缘由，他不愿对旁人说。
赵允之在北京。那个在黄浦江边同他一起办报、一起喝酒、一起在深夜里高谈阔阔的年轻人，三个月前北上了。信里说，北大那边缺一个英文助教，他便去了。信末附了一句："砚之，你若来北方，记得先写信。"
陈砚之没有写信，他想给老友一个意外。
第三日清晨，列车驶入前门火车站。
陈砚之拎着皮箱走下车厢，一股干冷的空气猛地灌入肺叶。与上海的潮湿温吞截然不同，北京的秋是爽利的，带着煤烟与尘土的气味，呛人，却让人精神一振。
前门车站是一座红砖洋楼，拱形穹顶高耸，西洋式的立柱上却挂着五色旗。站内人流如潮，穿洋装的、穿长衫的、穿军装的，摩肩接踵。脚夫们喊着京片子，声若洪钟："先生，车雇好了没？""上前门大街，三个子儿！"陈砚之站在月台上，四下环顾，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恍惚。
他见过这座城市的旧貌。那是光绪三十四年，他随父亲进京赶考，住在珠市口的一家客栈。彼时前门车站尚未建成，进出京城靠的是崇文门税关前那条泥泞的土路。如今不过五年，沧海桑田。龙旗换成了五色旗，辫子剪了，可剪得不彻底，月台上仍能看见脑后拖着花白辫穗的老人，也有年轻人戴着呢帽，帽檐下露出半寸青茬。
新旧交替，这便是民国初年的北京。
陈砚之随着人流走出车站。正阳门城楼就在前方，灰砖黛瓦，飞檐斗拱，在秋日的天光下显得格外肃穆。城楼下的马路上，马车与洋车并行，偶尔驶过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惹得路人侧目。街边的铺子招牌上，"洋货""京庄""花旗布"的字样交相辉映，有种不伦不类却又生机勃勃的驳杂。
这便是中国的政治心脏了。他想。上海租界里的摩登是浮在表面的，霓虹灯与爵士乐底下，藏着治外法权的屈辱。北京的厚重却是渗进骨子里的，每一块城砖、每一条胡同，都沉淀着数百年的权谋与斯文。这里不适合做生意，却适合图谋天下。
"陈先生！"
一声高喊穿透嘈杂。陈砚之循声望去，只见人群里钻出一个穿旧蓝布长衫的年轻人，身形清瘦，面容比三个月前黑了些，颧骨也更突出了。那人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一把攥住陈砚之的手，力道大得发疼。
"好你个陈砚之！"赵允之咧嘴笑着，露出一排白牙，"信也不写一封，人说来就来？"
"写了信，还叫什么意外？"
两人相视大笑。赵允之接过皮箱，引他穿过人群。老友走在前面，长衫的后摆随着步伐一荡一荡，陈砚之注意到他脚上的布鞋已经磨穿了边，却洗得干干净净。
"北大那边的工钱不高，一月四十块，够嚼谷，却剩不下多少。"赵允之一面走一面说，"好在助教不算正式教席，时间宽裕，能帮你在城里跑跑。"
"你的住处呢？"
"就在沙滩后街，跟人合租一间厢房，月租三块五。"赵允之回头看他，眼里闪着光，"倒是你，一来就住客栈？"
"先住几日，办事处定了再搬。"
赵允之脚步一顿："你要在北京长住？"
"长住。"陈砚之点头，"《The China Review》要设北京办事处，我来踩盘子。"
赵允之沉默片刻，忽然叹了口气："砚之，我得先同你透个底。北京眼下不平静。袁大总统的位子越坐越稳，手段也越来越硬。宋教仁的案子才过去几个月，国民党在南方闹二次革命，北方的空气也跟着紧。报馆里说话，得留神。"
"我知道。"陈砚之淡淡地说，"宋钝初的案子至今没个说法，京里的报纸连评论都不敢发，这个我明白。"
赵允之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他："你明白就好。北京不是上海，租界里出了事还能躲进领事裁判权的伞底下，这里可是袁项城的地盘。"
"还有，京城的学界也不比沪上单纯。"赵允之压低了声音，"北大这几年在改组，蔡元培校长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新旧两派的人挤在一个屋檐下，针尖对麦芒。你那份刊物要是搀和进去，容易惹是非。"
陈砚之笑了笑："我来，就是为了惹是非。"
赵允之愣了愣，随即也笑了。他引着陈砚之拐进一条胡同，灰砖墙夹出窄窄的巷道，墙根底下堆着煤球，几只麻雀在墙角啄食。远处的四合院门洞里飘出炸酱面的香气，混着煤烟味，是京城独有的气息。
"到了。"赵允之停在一座青砖门楼前，门楣上悬着一块褪了漆的木匾，"京华客栈'。地方不大，干净，掌柜的是个旗人，民国后没了铁杆庄稼，靠这个营生过活。"
客栈是个两进的小院，天井里种着一棵枣树，叶子已经落尽，枝干虬结如铁。陈砚之的房间在里院的西厢房，一床一桌一椅，窗纸是新糊的，透进朦胧的天光。他把皮箱搁在桌上，推开窗户，正对隔壁四合院的灰瓦屋顶，一群鸽子正掠过天际，鸽哨呜呜作响。
"这屋子月租多少？"他问。
"六块。"赵允之说，"东交民巷附近的洋楼要十五块往上，这里走着去北大也就两刻钟，划算。"
陈砚之点点头。他知道赵允之替他算过账了，这份情谊不用挂在嘴边。
夜深了。
赵允之告辞后，陈砚之独自站在窗前。客栈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煤油灯在桌上摇曳，把他的影子投在窗纸上，拉得很长。
他推开窗，冷风扑面。胡同里静得出奇，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或是远处更夫敲着梆子走过，"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吆喝在夜气里飘得很远。抬头望去，满天星斗低垂，仿佛伸手可触。这与上海截然不同。沪上的夜空被电灯染成暗红色，永远亮着，永远嘈杂。北京的夜却沉得很深，深得能听见历史的回响。
他想起五年前随父进京的光景。那时父亲还留着辫子，他也只是个刚中了秀才的少年。他们从崇文门入城，雇了一辆骡车，穿过正阳门大街时，父亲掀起车帘，指着两旁的店铺说："砚之，记住这里。天子脚下，一砖一瓦都有讲究。"那时他不懂，只觉得京城的街道比家乡宽，楼比家乡高，人比家乡傲。
如今他懂了。上海是商埠，是码头，是冒险家的乐园。北京却是祭坛，是棋局，是读书人最终要来的地方。租界里的洋人有治外法权，可胡同里的老旗人依旧端着皇粮的架子；国会大厦里议员们吵得沸反盈天，可钟鼓楼的暮鼓晨钟依旧准点敲响。旧的不肯去，新的挤进来，两股力量在每一条胡同、每一座四合院里撕扯角力。
这便是他要来的战场。
"吱呀"一声，门被轻轻推开。赵允之去而复返，手里攥着一张报纸，神色有些古怪。
"陈先生，你看看这个。"
他把报纸递过来。陈砚之接过，就着油灯的光亮扫了一眼。那是《北京大学日刊》，第二版底下印着一则简短的消息：
"本校英文系定于下月举办首届英文辩论大赛，辩题：'Should China Adopt Westernization in Toto?'特邀学界名流、社会贤达莅临指导。"
陈砚之的目光在"Westernization in Toto"那几个字上停留了片刻。
"全盘西化。"他低声念道，嘴角慢慢浮起一抹笑意。
辩论赛？有意思。
他合上报纸，抬头望向窗外。胡同深处传来一声悠长的叫卖，是卖卤煮火烧的小贩在收摊前最后的吆喝。夜色如墨，繁星满天，远处的景山在黑暗中勾勒出沉郁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