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号出版后的第三天，陈砚之的公寓里已经堆满了来信。他把信分成三摞，摆在书案上，像三堆等待称量的筹码。
第一摞最厚，是读者的来信。第二摞中等，是熟人的贺信。第三摞只有几封，但每一封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赵世安进来送茶，看见这三摞信，问："先生，怎么分？"
"三股绳子。"陈砚之指着信摞，"第一股，拉我们的。第二股，绊我们的。第三股，防我们的。"
他拿起第一摞最上面的一封信，拆开。信笺上印着张謇的私章，只有寥寥数语："吾道不孤。先生以一支笔开新路，謇不胜钦佩。南通距沪虽近，愿闻其详，随时可至。"
张謇的贺信是实业家的认同。陈砚之把它放在一边，又拿起第二封。这封信没有署名，只画了一只鹰的图案，他一看便知是端纳的手笔。信里是一行英文："Yan, you've outdone yourself. I knew you had it in you, but this? This is something else. Let me know when you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ight people."
陈砚之微微一笑。端纳是个真朋友，洋人中少有的明白人。他的祝贺里没有客套，只有实打实的认可和一条敞开的门路。
第三封让他停了一下。信封上没有字，只在背面画了一弯月牙。他拆开，里面是一方素白的信笺，上面只有八个字："我看到了。很好。月如。"
还有一封是陌生读者写来的，用英文，字迹工整，说自己在礼查饭店做侍应生，每天看洋人进进出出，总觉得他们看中国人的眼光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读了《The China Review》之后，他说："我第一次觉得，咱们也可以抬起头说话。"
第四封来信更让他动容。写信的是个宁波口音浓重的老裁缝，自己不识字，托隔壁的账房先生代笔。信里说他在租界给洋人们做了三十年西装，从来没有一个洋人问过他的名字。看了报上关于中国劳工的文章，他说："Mr. Yan知道咱们苦，这就够了。"
笔迹清峻，锋芒内敛，像写字的人。陈砚之把信笺凑近鼻尖，能闻到极淡的桂花头油香气。他看了很久，然后把信笺小心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先生？"赵世安见他出神，轻声唤道。
"没事。"陈砚之回过神，拿起第四封。这是一封读者来信，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的："I am a Chinese clerk working at a British firm. I bought your newspaper yesterday. When I read it, my hands were shaking. Finally, finally, there is an English newspaper that speaks for us. Thank you, Mr. Yan. Thank you."
陈砚之把这封信递给林舒桐。林舒桐读完，推了推眼镜，半晌没有说话。镜片后的眼睛有些发红。
"先生，"他声音微哑，"咱们做的事情，值了。"
"一件事值不值，不是看支持你的人有多少，是看反对你的人有多狠。"陈砚之把第一摞信推到一边，拿起第二摞，"看看这边。"
第二摞的第一封信来自《字林西报》编辑部。信是主编史密斯亲笔写的，措辞客气，话里有刺："Dear Mr. Yan,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ew ventur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welcomes competition, though we suspect your enthusiasm may outlast your resources. Most new publications in Shanghai do not survive their first quarter. We wish you luck. Yours sincerely, H. M. Smith."
"撑不过三个月。"赵世安读完，哼了一声，"这英国佬嘴真毒。"
"嘴毒说明心里慌。"陈砚之把信翻过来，指着背面一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看这个。"
赵世安凑近看，只见信的背面有一行铅笔写的字，字迹潦草，像是临时加上的备注："Smith asked me to buy a copy for his personal file. ——J."
"哈哈！"赵世安忍不住笑出声，"嘴上说不屑，背地里偷偷让人买来看！"
"这就是嫉妒者的模样。"陈砚之不以为意，"嘴硬，心虚。"
第二封信来自《大美晚报》的一个专栏作者，没有直接攻击，而是用了一种更阴毒的方式。文章标题是《Chinese English: A Curiosity》，把《The China Review》称为"一种有趣的尝试"，话里话外暗示中国人写不出地道的英文，"Mr. Yan"的真实身份恐怕是一位受过教育的英国侨民，或者至少是一位混血。
林舒桐读完，脸色铁青："先生，这……"
"随他去。"陈砚之把报纸放到一边，"质疑你的血统，是对手最廉价的武器。他用这招，说明他在内容上挑不出毛病。"
第三股声音来自文人圈子。有人在上海的《申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洋文救国？》，话锋锐利："近日沪上有人以洋文办报，自诩为中国发声，实则沽名钓誉，卖弄洋文于租界，博取西人喝彩。真欲救国者，当以中文启蒙同胞，岂能以洋文取悦外人？"
赵世安查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姓周，前清举人，如今靠给报馆写点旧体诗文换酒钱。他自己不写洋文，也看不懂英文报，纯粹是听别人说起有这么一份新刊物，就拿起笔来冷嘲热讽。
赵世安气得拍桌子："这酸儒！咱们在租界用洋文说话，不就是为了抢洋人的话筒么？他倒好，躲在后方说风凉话！"
"文人相轻，古来如此。"陈砚之平静地把报纸折好，"等咱们的刊物办到第十期、第二十期，这些话自然就消失了。成功者不受指责，这是规矩。"
第三摞信只有三封，但每一封都让陈砚之神情凝重。
第一封是法磊斯通过中间人递来的口信，没有纸面文字，只有一句话："日本领事馆把你们标记了。内部报告用的词是'需要注意的媒体'。具体内容我看不到，但你当心。"
第二封更隐晦。陈砚之在公共租界的一个茶庄里收到一张没有署名的纸条，上面用日文写了一个词："観察"（观察）。纸条的纸质精良，带着淡淡的熏香，不是普通纸张。陈砚之认出这是日本领事馆专用的和纸。
他把纸条放在烛火上，看着它慢慢卷曲、焦黑、化为灰烬。
"先生，日本人为什么盯上咱们？"林舒桐问，"咱们才出了一期。"
"因为日本人最敏感。"陈砚之用筷子把纸灰拨进铜盘，"英国人和美国人，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觉得咱们掀不起大浪。日本人不一样，他们在中国安插的眼线最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警惕。他们知道一支笔能做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用笔开路进来的。
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派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去西方，学的不光是技术和制度，还有怎么跟西方人说话、怎么在西方媒体上发表文章。他们早就明白，话语权是软实力里最硬的一种。现在看到中国人也开始走这条路，他们自然紧张。"
第三封信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渠道。送信的人是一个老太监模样的家伙，在公寓门口徘徊了半日，才鼓起勇气把信塞给阿四。信是用文言写的，措辞古奥，大意是："逆贼余孽，借洋文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小心天诛。"
赵世安看完，把信摔在桌上："清廷都亡了，还有这些遗老遗少作怪！"
"清廷亡了，人心没亡。"陈砚之把三摞信重新整理，"这三条线从今天起将伴随我们每一步。"
他指着窗外的暮色："你看这上海的天，暗下来的时候，不是一下子黑的。先是灰，再是青，最后才黑透。现在咱们的刊物，就是天刚擦黑那会儿。支持咱们的人，是手里有灯的人；嫉妒咱们的人，是想抢灯的人；警惕咱们的人，是不想让灯亮起来的人。三种人，三种心思，都在同一片天下。
他把支持者那摞放在左手边："这些人是我们的根基。张謇的认同意味着实业家的圈子向我们敞开；端纳的帮助意味着我们在洋人中有了真正的朋友；普通读者的拥护意味着我们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然后把嫉妒者那摞放在右手边："这些人是我们的镜子。他们挑我们的刺，迫使我们做得更完美。史密斯的轻视会让我们在内容上加倍严谨；《大美晚报》的质疑会促使我们提升英文水准；文人的酸话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文世界的同胞。"
最后把警惕者那摞放在正前方："这些人是最危险的。日本领事馆的标记意味着我们将来在涉外问题上会被盯得更紧；清廷残余的威胁虽然可笑，但不可完全忽视——疯子也能咬人。"
赵世安问："先生，有人支持，有人嫉妒，有人警惕。咱们怎么办？"
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上海寻常的黄昏，弄堂里有人在生煤炉，青烟袅袅升起，被风吹散。
"做好自己的事。"他说，"支持者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嫉妒者会成为我们的动力，警惕者……让他们警惕去吧。一个让所有人都放心的刊物，一定是平庸的刊物。我们要做的，是让该支持的人支持，让该嫉妒的人嫉妒，让该警惕的人警惕。"
他回到书案前，翻开创刊号的第二版。在社论旁边的空白处，印着一张小小的肖像。那是陈砚之的照片，化名"Mr. Yan"的照片——一个面容清瘦、目光深沉的中国男子，穿西装，打领带，背景是一片模糊的书架。
他把手指按在那张照片上，感受着铅字印在纸上的微微凸凹。
"Mr. Yan。"他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很轻，像是在念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从这一刻起，这个名字有了重量。它不再是一个化名，不再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份刊物的主心骨，是一个团队的灵魂，是一张向整个租界外文媒体市场宣战的战书。
陈砚之合上报纸，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案中央。窗外，暮色渐浓，华灯初上。远处传来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是某种宏大叙事的前奏。
赵世安在旁边看着，忽然说："先生，从今天起，您不再只是陈砚之了。"
"我从来就不只是陈砚之。"陈砚之淡淡地说，"从决定做这件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是两个人了。一个是站在这里的陈砚之，一个是活在纸上的Mr. Yan。两个名字，两重身份，各尽其用，各安其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