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赵和平“试试”之后，日子跟以前差不多，又不太一样。
差不多的意思是——该上班上班，该写稿写稿，该加班加班。
不一样的是一到饭点，他准时出现在我办公桌前面，端着两个饭盒，一个我的，一个他的。
我的那份里头总有肉，他的那份里头总没有。我说你别老把肉给我，他说我不爱吃肉。我说你骗谁呢，他说真的，我在家吃素吃惯了。我说你一个河北人，吃素？他不吭声了，低头扒饭。
有一回我趁他不注意，夹了一块肉放到他饭盒里。他愣了一下，看了看那块肉，又看了看我，嘴角翘了翘，没说话，吃了。
从那以后，我每次都分他一半肉。他推了几回，推不过，就不推了。可每次分肉的时候，他都把瘦的挑给我，肥的留给自己。
我说你咋不吃瘦的？他说我爱吃肥的。我说你骗谁呢？他笑了笑，不说话。
这个人，嘴笨，可心不笨。
四月份的一个周末，他约我去颐和园。说北京的春天短，不去看看就没了。我答应了。
那天天气好，太阳暖洋洋的，风也不大。
颐和园里人不少，有遛弯的老头老太太，有带着孩子来玩的年轻父母，有拿着相机到处拍照的游客。
昆明湖的冰早就化了，水面绿莹莹的，风一吹，波光粼粼的。远处的万寿山绿了，佛香阁的尖顶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我们沿着湖边慢慢地走。他走左边，我走右边，中间隔着一人的距离。他的手垂在身侧，手背偶尔蹭到我的手背，又缩回去。蹭了几下之后，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大，粗糙，掌心有茧子，握住了就不松了。
我的心跳得厉害，砰砰砰的，跟打鼓似的。脸也烧得厉害，红得跟那件红棉袄似的。
我不敢看他，眼睛盯着湖面，假装在看风景。他也不看我，眼睛也盯着湖面，两个人都没说话。
就这么走了一截路。
“李春燕。”他突然叫我名字，不是“李老师”，是“李春燕”。
“嗯？”
“你手怎么这么凉？”
“我从小就这样，一到春天手就凉。”
“我给你暖暖。”
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另一只手也伸过来，两只手包着我的手，跟包包子似的。
他的手暖，暖得跟炕头似的。我的手在他手心里，慢慢地不凉了。
“还凉不？”
“不凉了。”
“那就好。”
他松开了一只手，可另一只手还握着，没松。我也没抽回来，就那么让他握着。
走到十七孔桥的时候，我们停下来，靠在栏杆上，看着湖面。桥上的风大，吹得我的头发乱飞。他把我的头发从脸上拨开，动作轻轻的，跟怕弄疼我似的。
“李春燕，”他说，“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啥事儿？”
“我爹娘想见你。”
我又愣住了。见家长？这才处了多久？
“他们知道我了？”我问。
“知道了。我打电话跟他们说的。”
“你咋说的？”
“我说我处了个对象，北大的，在报社当编辑，写书的。”
“你咋啥都说？”我的脸又红了。
“有啥不能说的？”他说，“我又没瞎说。你就是北大的，就是编辑，就是写书的。”
“可我们才……”
“我知道，”他说，“可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处对象，不是闹着玩的。”
他看着我，眼睛还是那样，不躲不闪的，老实得让人没法拒绝。
“行，”我说，“那就见见。”
他笑了，咧着嘴露出整排牙齿，笑得跟个孩子似的。我从来没见过他笑成这样，愣了一下，也跟着笑了。
五月份的一个周末，我跟着赵和平去了保定。
从北京坐火车，两个多小时。他在车上一直很紧张，手放在膝盖上，一会儿攥拳头，一会儿松开，攥了松，松了攥。我从来没见他这么紧张过。
“你紧张啥？我又不是去见老虎。”
“我爹娘嘴碎，话多，你别嫌烦。”
“嗯，我不嫌。”
“他们要是说啥不中听的，你别往心里去。”
“他们会说啥？”
“我也不知道，”他说，“反正你别往心里去。”
到了保定，又坐了半个小时的汽车，到了一个村子。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灰砖灰瓦的，跟我们农场的房子不一样，可看着也亲切。路两边种着槐树，正是开花的时候，香气浓得化不开，走哪儿都闻得见。
赵和平家在村子东头，一个不大的院子，三间正房，两间厢房。
院子里种着一棵枣树，刚发芽，嫩绿嫩绿的。墙根下堆着一摞柴火，几只鸡在柴火堆旁边刨食，咕咕咕地叫。跟我家差不多，就是少了那盆指甲花。
他爹娘站在院门口等着。他爹瘦高瘦高的，背有点驼，脸上皱纹多，一笑起来跟菊花似的。他娘矮胖矮胖的，圆脸，笑眯眯的，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人。
“来了来了！”他娘迎上来，拉着我的手，上上下下地看，“你就是春燕？和平老提你，可算见着了。”
“阿姨好。”我说。
“好，好。快进屋，外头热。”
他爹在旁边站着，不怎么说话，就是笑。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跟我爸穿的那件差不多。我看着他，想起了我爸，心里头一酸。
他娘做了一大桌子菜，炖鸡、烧鱼、炒鸡蛋、凉拌黄瓜，还有一大盆猪肉炖粉条。菜摆得满满当当的，桌子都放不下。她不停地给我夹菜，碗里的菜堆得冒了尖。
“吃，多吃。你太瘦了。”
“够了够了，阿姨，我吃不了。”
“吃不了兜着走。”她笑着说，又夹了一筷子。
赵和平在旁边说：“娘，你别夹了，让人家自己吃。”
“你管得着吗？”他娘瞪了他一眼，又笑眯眯地看着我，“春燕，你别见外，就当自己家啊。”
自己家。这三个字砸在我心上，砸得我鼻子一酸。
吃完饭，他娘拉着我在炕上坐着，翻相册给我看。相册是那种老式的，黑卡纸，照片用三角贴粘着。
有赵和平小时候的黑白照，光着屁股坐在盆里洗澡的，穿着开裆裤站在门口吃手指头的，背着书包上学的。还有他们全家的合影，一年一张，从黑白变成彩色，从几个人变成更多人。
“这是和平小时候，”他娘指着一张照片，“五岁，可胖了，圆滚滚的。”
我看着照片里的赵和平，圆脸，大眼睛，憨憨的，跟现在差不多，就是缩小了。
“他从小就这样，老实，不会说瞎话。村里人都说他傻，可他不傻，他就是老实。”他娘说着，眼圈红了，“他一个人在北京，我惦记着呢。现在好了，有你照顾他，我就放心了。”
“阿姨，他照顾我比我照顾他多。”
“都一样，”她说，“两个人互相照顾，日子才能过好。”
临走的时候，他娘塞给我一个布包，沉甸甸的。“自己做的红枣糕，带回去吃。北京买不到这么好的。”
“阿姨，不用……”
“拿着。以后常来。”
赵和平送我到车站，他还要在家呆两天，我先回去。两个人站在站台上，等着火车来。风从轨道那边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铁锈和煤烟的味道。
“咋样？”他问。
“啥咋样？”
“我爹娘，咋样？”
“挺好的，”我说，“你娘跟我娘挺像的。”
“哪儿像？”
“都爱给人夹菜。”
他笑了。
火车来了，我上了车，他站在站台上，隔着窗户看着我。火车开动的时候，他跟着走了几步，停下来，冲我挥手。
我冲他挥挥手，然后转过身，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头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一天的事儿。他娘的笑声，他爹的缺牙，院子里的枣树，炕上的相册。还有他说的那句话——“我处对象，不是闹着玩的。”
回到北京，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这回是我爸接的。
“爸，我去了赵和平家了，见了他爹娘。”
“咋样？他爹娘好不？”
“挺好的，他娘跟我娘挺像的。”
“那就好，”他说，“你娘说了，让你把人带回来看看。”
“行，等国庆节，我带他回去。”
“丫头，”我爸说，“你娘高兴。她说你终于开窍了。”
“我啥时候没开窍了？”
“你一直没开窍，”他笑了，“现在才开。”
电话那头传来我娘的声音，远远的，在喊“让我说让我说”。我爸把话筒递给她。
“丫头，”她的声音有点喘，“你啥时候带他回来？”
“国庆节。”
“还有好几个月呢。”
“娘，你急啥？”
“我急啥？我急着看看我女婿长啥样。”
“还不是女婿呢。”
“早晚的事儿，”她说，“我闺女我了解，你看上的人，跑不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台上的指甲花。花开了，红艳艳的，一朵一朵的，在阳光下闪着光。这盆花是我娘去年带来的，种在这个破旧的搪瓷盆里，活了一年多了，还开着。我每天浇水，隔几天施肥，伺候得跟祖宗似的。
我把那双手套从抽屉里拿出来，戴上。黑色的棉手套，掌心有防滑的颗粒，大小刚好，暖融融的。我把手套翻过来，看了看里子，里头缝着一块布，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赵和平，1985年冬”。
这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跟他的人一样，不漂亮，可实在。
我脱下手套，小心地放回抽屉里，跟那支英雄牌钢笔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我娘。
她穿着一件红棉袄，站在院门口，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着。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不理。我走近了，看见她的脸上有笑，笑得很舒坦，跟青海湖的水一样，宽宽的，静静的。
“娘，你笑啥？”
“笑你，”她说，“笑你找了个老实人。”
“老实人好不？”
“好，”她说，“老实人踏实。你娘我这辈子，就缺个踏实。”
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还是抖，可摸在我头上的时候，轻轻的，软软的，不怎么抖了，跟小时候一样。
我醒了，枕头上湿了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