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出版之后，我的日子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书摆在书店里，有人买，没人买，我都不知道。
出版社寄了二十本样书给我，堆在办公室的桌上，摞得整整齐齐的，封面上那片蓝色的湖在灯光下泛着光。
我拿了一本寄回家，又拿了一本送给吴教授，剩下的塞在床底下，跟那些旧课本、旧杂志堆在一起。
林小鸥说“你也不送送人”，我说“送给谁？我又不认识谁”。她说“你这人，出了书跟没出一样”。我说“本来就跟没出一样，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可我知道，我娘觉得这事儿了不起。
她在电话里说，那本书她让王婶天天念给她听，念到“我娘站在湖边放羊”那段，她哭一次，念到“我爸少了两个指头的手”那段，她又哭一次。
王婶念了几天完了，她自己抱着书翻，翻到封面就停下来，摸摸那片湖，摸摸那个女人的背影。她不认字，可她认识那片湖，认识那个背影。
“丫头，你这书写得好，”她说，“可你把我写得太好了。我没有那么好。”
“你有。”
“我没有。我就是个放羊的，啥都不懂。”
“你把我养大了，送我上了大学。这就够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是应该的。你是我闺女。”
“娘，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应该的。你对我好，是因为你愿意。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
她没说话。电话里头只有刺刺拉拉的电流声，和她的呼吸声。她的呼吸比从前重了，呼哧呼哧的，像是有东西堵在嗓子眼里。
“丫头，”她说，“你啥时候回来？”
“过年就回去。”
“还有好几个月呢。”
“我五一不是刚回去过吗？”
“五一到现在都三个月了。”她说，声音低低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愣了一下。三个月，她觉得长了。可她在高原上那几年，一天一天的，一年一年的，是怎么熬过来的？
“娘，过年我就回去。给你带好吃的，带好用的。”
“我不要好吃的，也不要好用的。我就要你。”
电话挂了。我拿着话筒站在那儿，听着里头嘟嘟嘟的忙音，站了很久。
秋天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消息，我的小说得了省里的一个文学奖。不是什么大奖，可也算是个肯定。省文联来电话，让我回去领奖，顺便做个讲座。我想了想，答应了。不是想领奖，是想回家看看。
火车到西宁的时候是凌晨。从西宁到县城的班车要等到早上八点，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十块钱一晚上，有床有被子，比大通铺强多了。
可我一夜没睡着，心里头有事。我想着我娘，想着我爸，想着他们的身体。上次回去的时候，我娘的手抖得更厉害了，端碗的时候得两只手捧着，不然会洒。我爸的腰弯得更厉害了。他们不说，可我看得出来。
领奖那天，县里来了不少人，文化馆的、宣传部的、报社的，坐了一屋子。我在台上讲了半个小时，讲的是写作的事儿，讲的是我娘的事儿，讲的是高原上的那些年。讲到最后，我说：“我能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我娘在风雪里站了那么多年，把我托起来的。”
台下有人鼓掌，有人在擦眼泪。
散了之后，一个年轻的姑娘走过来，拿着一个本子让我签名。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扎着马尾辫，脸红扑扑的，看着比我小好几岁。
“李老师，我也是海南的，读了你的小说，特别感动。我娘也是放羊的。”
我在她的本子上签了名，写了几个字：“好好念书，别让你娘白吃苦。”
她接过本子，眼圈红了：“李老师，我会的。”
我看着她走远的背影，想起了十几年前的自己。那时候我也是这样，扎着马尾辫，穿着旧衣裳，走哪儿都低着头，怕人笑话。
可心里头憋着一股劲儿，一股说不清楚的、又大又沉的劲儿。那股劲儿是什么？是害怕——怕回农场，怕一辈子窝在那个小地方，怕像我娘一样在风雪里站一辈子。可害怕的背面是盼望。盼着走出去，盼着看看外面的世界，盼着活成不一样的人。
我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比别人聪明，是因为比别人害怕。
回家之前，我在县城买了一台便携式的收音机，可以装电池，巴掌大小，黑色的壳子，上面有一根银色的天线。还买了几斤水果糖，几包点心，两瓶酒。东西不多，可提在手里沉甸甸的，心里头也是沉甸甸的。
到农场的时候是下午。远远地，我又看见院门口站着两个人。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不少，站在夕阳下，跟两棵老树似的。
“娘！”我跑过去。
“回来了？”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
“回来了。”
“瘦了，”她说，“又瘦了。”
“没瘦，还胖了不少呢。”
“胖啥胖，我看就是又瘦了。”
她拉着我的手，进了院子。院子里还是老样子，喂着鸡，窗台上的指甲花谢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可我觉得什么都好看，什么都亲。
“娘，我给你俩买了台收音机。你俩听听广播，解解闷。”
“收音机？我不会用。”
“我教你，很简单的。”
我把收音机从包里掏出来，装上电池，拉开天线，拧开开关。刺刺拉拉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我娘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
“这是啥声儿？”
“是广播，在找台。”
我慢慢地拧着旋钮，找到了一个音乐频道。喇叭里传出一首歌，软绵绵的，听不太清唱的是什么。我娘凑近了听，歪着头，跟只老母鸡似的。
“好听不？”我问。
“好听，”她说，“可听不懂。”
我又拧了拧，找到了一个说话的频道。一个男中音在播新闻，声音浑厚，字正腔圆。
“这个呢？听得懂不？”
“听得懂。他说的是普通话。”
“对，普通话。你听听，学学，以后去北京就能跟人说话了。”
她瞪了我一眼：“我去北京干啥？不去。”
可她没把收音机关掉，放在桌上，一边做饭一边听。炒菜的时候，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地响，混着收音机里的声音，混着她哼的小调，好听得很。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坐在炕上，听收音机。我娘靠在我肩膀上，我爸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杯茶，慢慢地喝着。收音机里放着一首歌，叫什么《在希望的田野上》，旋律轻快，听着就想跟着哼。
“娘，好听不？”
“好听。”
“你以前放过羊，现在不放了。你在希望的田野上。”
她笑了：“我可不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我是在农场的院子里。”
“农场也是田野。”
“农场是田野，可没有希望。”她说，“希望在你那儿。”
我愣了一下。她这话说得有点深，不像她平时说的话。可她说了，说得轻描淡写的，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娘，希望在我这儿，也在你这儿。你们把我养大了，就是希望。”
她没说话，把我的手握在手心里。她的手还是抖，可在我的手心里头，慢慢地不抖了。
那天晚上，我又听见了她和我爸说话。
“德柱，你说丫头是不是该找对象了？”
“是该找了，都二十三了。”
“可她咋不找呢？是不是因为我的事儿？”
“你的啥事儿呀？”
“我跟她爹那些年。她是不是看怕了？怕找了像她爹那样的？”
“不会吧。她是大学生，有文化，能分辨好坏。”
“可小时候那些事，她记着呢。她嘴上不说，心里头有疙瘩。”
沉默了一会儿。
“你别瞎操心了，”我爸说，“丫头有主意。她的事儿，她自己会处理。”
“可她一个人在北京，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那不是还有我们吗？我们虽然离得远，可心里头有她。”
我娘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叹了一口气，轻轻的，跟风吹过窗台一样。
我躺在炕上，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眼睛睁着，看着窗外的月亮。
嗯，我都二十三了。在农场，二十三的姑娘早嫁人了，孩子都该打酱油了。可我在北京，一个人，租着房子，上着班，写着东西。
不是不想找，是没碰上合适的。其实也不是没碰上，是心里头那道坎过不去。
我见过我娘挨打的样子，见过她光着腿穿棉裤的样子，见过她在雪地里缩着肩膀的样子。我怕。怕找到一个像我亲爹那样的人，怕重走我娘的老路。我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我爸就不是。可我怕，怕得不敢迈那一步。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支英雄牌钢笔。我把钢笔攥在手心里，闭上了眼睛。
心里默默对我娘说：娘，你别操心。我会找的。等我准备好了，我就找。找个像我爸那样的，找个不打人的，找个能让我安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