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了十几个小时，到了北京。我背着蛇皮袋子出了站，站在广场上，抬头看那个大钟。北京站比沈阳站大得多，人也多。天灰蒙蒙的，不冷，但潮。跟东北的干冷不一样，这边是湿冷，钻进骨头里。
身上还有赵师傅给的钱和老疤那件事之前攒下的，加起来不到两百块。够撑一阵子，但不能乱花。
我不知道往哪走。在广场上转了一圈，买了张地图，蹲在角落里看。海淀在西边，那边大学多，人多，修车铺应该也多。我上了公交车，三十二路，从北京站到海淀。车上人多，挤。售票员是个北京大妈，嗓门大，“往里走往里走，别堵门口”。北京话好听，但有些词听不懂，得猜。
到了海淀，下了车。这边安静一些，路宽，树多。路两边是老楼房，灰砖的，墙上有爬山虎，叶子掉光了。我沿着街走，看到一个小饭馆，进去吃了一碗炸酱面。面粗，酱咸，黄瓜丝少。四毛钱。吃完出来，继续走。
走到一条街上，看到路边有一排小平房，有的开着门，有的关着。有一个门脸挂着牌子——“老赵修车”。铁皮焊的棚子，跟沈阳王师傅那个差不多。门口堆着轮胎，地上有油渍。一个老头蹲在地上修车，戴着老花镜，满手黑油。
我走过去。“师傅，您这儿缺人手吗？”
他抬起头，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从眼镜上面看我。“你会修车？”
“会。学过一年多。”
“哪儿学的？”
“齐齐哈尔。跟一个师傅学过。在沈阳也干过几个月。”
“沈阳？”他想了想，“那你试试。”
他指了指旁边一辆自行车，“把那辆车的链子上了。”链子掉了，卡在齿轮和车架之间。我蹲下来，用手把链子拽出来，挂在齿轮上，转了一下脚踏板，顺了。前后不到两分钟。
他看了一眼。“明天来吧。一天六块，管中午饭。”
“行。”
“你住哪？”
“还没找。”
他指了指街那头。“那边有个胡同，里头有租房子的。你去问问。”
我去了。胡同窄，只能走一个人。两边是平房，灰墙灰瓦。找了一圈，看到一个门上贴着“出租”两个字。敲门，一个老太太开的门，七十来岁，头发白了，背有点驼。
“租房子的？”
“是。”
她让我进去看。屋子不大，不到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朝北，光线暗。一个月三十，押一付一。我交了钱，搬了进去。老太太姓刘，我叫她刘奶奶。她一个人住，老伴走了好几年了，儿子在外地。
“你一个人来北京？”她问。
“嗯。”
“干啥的？”
“修车。”
“多大了？”
“十七。”
她叹了口气。“这么小就跑出来。家里人呢？”
我说没了。她没再问。
修车铺的老板姓赵，北京人，说话慢，干活更慢。他不急，修一辆自行车能磨蹭半天。但他修得细，每根辐条都要调，每个螺丝都要紧。他说“修车修的是心，不是手”。我不太懂，但他这么说，我就听着。
修车铺的活不算多，但每天都有。换胎的、补胎的、调闸的、紧链条的。赵师傅让我干小活，大活他自己来。中午他管饭。馒头、咸菜、有时候有炒菜，素的多，肉的少。不挑，能吃饱就行。
下班以后，我回出租屋。刘奶奶有时候喊我过去吃饭。她做的饭简单，煮面条、熬粥、炒个白菜。我不好意思白吃，帮她搬蜂窝煤、修水龙头、换灯泡。她夸我手巧，我说修车修出来的。
北京的日子比沈阳安稳。赵师傅不问我以前的事，我也不说。两个人蹲在铺子里修车，有时候半天不说一句话。但那种安静不难受。不是没话说，是不用说。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推着一辆摩托车来了。本田的，红色，车身上有泥，但不旧。他穿着一件牛仔衣，戴着蛤蟆镜，头发烫了卷。那年头这叫“时髦”。
“师傅，车跑不起来，帮看看。”
我蹲下来检查。化油器堵了，清洗一下就行。拆下来，喷了清洗剂，装回去，发动，好了。
“多少钱？”
“十块。”
他掏了十块钱给我，没走。蹲在旁边，看我收拾工具。
“你是这的师傅？”
“学徒。”
“哪儿人？”
“黑龙江。”
“东北的？”他笑了一下，“东北人实在。”
他姓王，叫王军。比我大几岁，在附近开了一家音像店，卖磁带、录像带。他说他在海淀这边混了两年了，认识不少人。“以后有事找我。”他留了一个传呼号。我没传呼机，他给了我一张名片。
那是1986年春天。我十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