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庄回来的第二天，花乔希发起了高烧。
保姆张姐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翠屏苑地下车库里给车做检查。电话那头张姐的声音很着急：“陆先生，少爷烧到三十九度五了，他不让叫医生，你看怎么办？”
我扔下扳手，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梯。
花乔希躺在卧室的床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额头上覆着一条湿毛巾。他的眼睛半睁半闭，看到我的时候，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
“叫医生了吗？”我问张姐。
“少爷不让叫，他说不要任何人来。”
我掏出手机，给方青打了个电话。
二十分钟后，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人拎着药箱出现在门口。方青在电话里说这是市局的签约法医，信得过。
医生给花乔希量了体温，打了退烧针，挂了点滴。整个过程中花乔希几乎没有反应，像是烧糊涂了，又像是睡着了。
“病毒性感冒，加上休息不好，免疫力下降。”医生收拾药箱的时候对我说，“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如果明天烧还不退，再给我打电话。”
我送走医生，回到花乔希的房间。
他睁着眼睛，看着我。
“你不是说我发烧的时候不用你管吗？”他说，声音很轻很轻。
“那是你定的规矩，”我在床边坐下，“但在我这里，安全和健康不分家。”
他看了我几秒，然后闭上了眼睛。
“陆深。”
“嗯？”
“谢谢。”
这两个字说得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我听见了。
那天晚上，花乔希睡了之后，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给陈建安发了一条短信：宋以宁画室里有一幅画，画的是花乔希躺在地上穿着白衬衫，我觉得不对劲。
陈建安很快回复：详细说说。
我把白布下面那幅画的内容描述了一遍，包括那个周老师的表情和宋以宁的反应。
陈建安的电话打了过来，他的声音比平时要沉：“你说那个周老师，是不是五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瘦脸？”
“对，你认识？”
“周文彬，文物鉴定专家，宋明远的长期合作伙伴。”陈建安顿了顿，“这个人也一直在我们的名单上。九十年代宋明远走私文物的案子里，周文彬就是那个负责鉴定的。”
“他和宋以宁是什么关系？”
“名义上是师生，宋以宁在央美附中的时候周文彬当过他的老师。但实际上，宋明远走私的不少文物都是通过周文彬鉴定的。”
“那幅画……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有两种可能，”陈建安说，“第一，宋以宁对花乔希有某种执念，那幅画是他内心阴暗面的投射。第二……”
“第二？”
“那幅画是一种预告。”陈建安的声音很沉，沉得像铅，“有些人会用画来预告他们要做什么。就像杀人犯会提前告诉别人他要杀人一样。”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你是说有人要对花乔希下手？”
“我不能确定。”陈建安说，“但我觉得你应该更警觉一些。那封信……”
“什么信？”
“花乔希给你的那封信，深蓝色信封的那个。你看过了吗？”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苏漾告诉我的。她那天在后海看到了你们。”陈建安说，“那封信你打开了吗？”
“没有。”
“打开看看。”他说，“我觉得他可能知道些什么。”
挂了电话之后，我从上衣内袋里掏出那个深蓝色的信封，看了很久。
深蓝色的纸，火漆上压着字母H……HUA，花。
我用指甲挑开火漆，从信封里抽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纸上只有一句话，手写的，字迹娟秀而有力：“我爸有一个暗房，在荣生大厦地下二层。密码是我的生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花荣生的暗房。荣生大厦地下二层。
密码是他自己的生日。
他在告诉我什么？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凌晨一点二十三分。
花乔希的房间没有声音，他应该已经睡熟了。张姐住在客房里，这时候也睡了。
我穿上外套，拿了车钥匙，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公寓。
夜晚的北京很安静，东二环上几乎没有车。我的车像一颗子弹一样穿过城市的心脏，朝荣生大厦的方向驶去。
荣生大厦在建国门外大街，是一栋二十八层的写字楼，花荣生集团的总部。大厦的造型很普通，方方正正的，灰蓝色的玻璃幕墙反射着路灯的黄光，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立在夜空下。
我把车停在大厦对面的一条巷子里，戴上帽子，步行穿过马路。
大厦的正门锁着，但侧门有一个保安室。保安室里亮着灯，一个穿制服的保安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我从大厦的背面绕过去，找到了一扇消防通道的门。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我用一张信用卡花了不到十秒就捅开了。
这是我当年在警校学到的为数不多的实用技能之一。
消防通道里很暗，只有绿色的应急灯发出微弱的光。我沿着楼梯往下走，经过地下一层，继续往下。
地下二层。
一扇铁门挡住了去路，门上有密码锁。
密码锁是数字式的，六位。
花乔希的生日……九月十五日。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
我输入了910915。
锁发出“咔哒”一声，门开了。
暗房不大，大概二十平方米，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房间里有几张桌子，上面摆满了文件、照片和各种奇怪的物品。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开始搜索。
桌子上的文件大多是荣生集团的财务报表，但和正常的报表不一样，这些数字的规模要大得多。我粗略翻了一下，看到了一些标注……“月息三分”、“抵押率七成”、“逾期三个月以上”。
高利贷。
陈建安说得对，花荣生真正的生意不是房地产，而是放高利贷。
但我在意的不只是这些。
我在意的是一个蓝色的文件夹，放在桌子最里面的一叠文件下面，看起来和其他文件没什么不同，但当我拿起来的时候，觉得分量不对。
文件夹里夹着一个东西……一盒录音带，那种老式的磁带，上面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标签上用圆珠笔写着一个日期：2001年3月12日。
2001年3月12日。
那是花乔希妈妈去世的日子。
我把录音带塞进口袋里，把文件夹放回原位，仔细清理了痕迹，然后退出了暗房。
回到地面的时候，天快要亮了。
远处的天际线开始泛白，国贸三期的塔吊在晨曦中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剪影，像一只巨大的恐龙骨架立在城市的天际线上。
我坐在车里，手里攥着那盒录音带，犹豫了很久。
然后我发动车子，朝东四十条的方向开去。
陈建安说过，任何时候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第一时间找他。
但这一次，我没有找他。
我把车停在“等待戈多”咖啡馆对面，坐在车里，把那盒录音带塞进车载磁带播放器里。
按下播放键。
磁带开始转动，发出沙沙的底噪。
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平静……
“花老板，你太太的事故，不是意外。”
沙沙声。
“我们之前谈的条件，现在要再加一条。不然的话，这盒带子就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沉默。
“你别急，我不是在威胁你。我只是在做生意。你有你的生意，我有我的。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又是沙沙声。
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模糊，像是在很远的地方说话，但能听出来那是花乔希妈妈的声音……
“荣生，他们盯上你了……他们会毁掉一切……”
然后是一声巨响。
砰。
像是什么东西炸开了。
然后是寂静。
长久的寂静。
然后又是那个男人的声音……
“花老板，你现在明白了吧？你不是在跟我做生意，你是在保命。”
磁带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坐在车里，手指死死地握着方向盘，指节发白。
那不是意外。
花乔希妈妈的死，不是意外。
那是一场谋杀。
而花荣生，知道是谁干的。
甚至可能……
我闭上了眼睛。
不，不要想。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下结论。
但那个声音，那个男人的声音，我总觉得在哪里听过。
在哪里？
我绞尽脑汁地想，但就是想不起来。
那个声音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脑子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天完全亮了。
东四十条开始有了早高峰的车流，公交车、出租车、自行车，汇成一条嘈杂的河流，从我面前流过。
我关掉播放器，取出录音带，重新放进口袋里。
然后我掏出手机，给陈建安打了一个电话。
“陈队，我找到了一些东西。”我说，声音比我想的要平静，“关于花乔希妈妈的案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在哪儿？”陈建安问。
“东四十条。”
“别动，我二十分钟到。”
陈建安到的时候，手里拎着两杯豆浆和一袋包子。他把早餐递给我，自己点了一根烟。
“说吧。”
我把暗房里找到录音带的事告诉了他，但没有说那幅画和花乔希给我信的事。不是我想隐瞒，而是我觉得这两件事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但我还没理清楚。
陈建安听完之后，一根烟已经抽到了滤嘴。
“录音带呢？”他问。
我犹豫了一下，递给了他。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某种东西……像是怀疑，又像是理解。
“你听过了？”他问。
“听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把录音带收进了上衣口袋。
“这件事你不要再管了，”他说，“接下来交给我们。”
“那花乔希呢？”
“继续保护他。”陈建安看着我，“但不要再私自行动了。你这次去暗房，如果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我知道。”
“你不知道。”陈建安掐灭烟头，声音忽然变得很沉，“陆深，有些事情比你以为的要复杂得多。花荣生这个人，不是我们之前想的那么简单。他背后还有人。”
“什么人？”
“现在不能告诉你。”陈建安站起来，“总之，你做好你的事，其他的我们来处理。”
他走了，背影在晨光里显得有些佝偻。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
他说“花荣生背后还有人”。
什么人？
那个录音带里的男人吗？
那个说“你不是在跟我做生意，你是在保命”的男人？
他到底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