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那几天，农场的年味儿比北京足多了。
大年三十那天，我娘从早上就开始忙活。她把那只养了一年的大公鸡杀了，褪了毛，开膛破肚，洗干净了炖上。
又把她自己做的酸菜捞出来，切得细细的，炒了一大盆。还炸了麻花、馓子，蒸了馒头、花卷，摆了满满一桌子。
我爸在院子里贴对联，红纸黑字，是场部会计老马写的。老马念过几年书，在农场里算是文化人了，每年过年都给大家写对联。
上联是“春风送暖入屠苏”，下联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横批“万象更新”。他贴的时候歪了，我娘喊“歪了歪了，往左一点”，他挪了挪，她又喊“过了过了，往右一点”，他又挪了挪。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跟唱戏似的。
贴完了对联，我爸又在门头上贴了一张“福”字，倒着贴的。我娘看见了，说：“福到了，福到了。今年咱家肯定有福。”她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头的意思我懂，闺女回来了，就是福。
年夜饭是在炕上吃的。小炕桌摆上，菜摆得满满当当的，挤得放不下碗。我娘坐在中间，左边是我，右边是我爸。她穿着一件新衣裳，蓝底碎花的，也是我给她买的。她说“蓝花花的留着过年穿，过年穿新的”。我说这不就是过年吗？她愣了一下，笑了：“过糊涂了，还以为没到呢。”
我爸倒了三杯酒，青稞酒，自家酿的，有点浑浊，可劲儿足。他端起杯子，说：“来，过年了，干一杯。”我娘不咋喝酒，可今天也端起了杯子，抿了一口，辣得直皱眉。我喝了一大口，辣得嗓子眼跟着了火似的，可那股子热乎劲儿从嗓子眼一直烧到胃里，烧得浑身暖洋洋的。
“丫头，”我爸放下杯子，“你在北京好好干，别惦记家里。家里有你爸呢。”
“爸，我知道了。”
“你娘你甭操心，有我呢。”
“嗯。”
“还有，”他犹豫了一下，“你也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有合适的，找一个。”
我的脸腾地红了：“爸，你说啥呢！”
我娘在旁边笑了：“你爸说得对。你都二十二了，该找了。找个对你好的，别跟你娘似的……”
“又来了，”我打断她，“大过年的，说这些干啥？”
她笑了笑，不说了。可那笑容里头，有一丝说不清楚的东西…。
吃完饭，我们三个人坐在炕上看春晚，看着那个小小的屏幕里花花绿绿的世界。
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最逗，我娘笑得前仰后合的，眼泪都出来了。我爸不爱笑，可嘴角也翘着，翘得老高。我靠在我娘肩膀上，看着电视里那些热热闹闹的节目，心里头满满的。
“娘，你高兴不？”
“高兴。”
“为啥高兴？”
“因为你回来了。”她说，声音低低的，“你在北京的时候，这个家总缺点啥。你回来了，就不一样了。”
我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她的手还是抖，可在我的手心里头，慢慢地不抖了。
大年初一，我去了青海湖边。我爸借了场里的拖拉机，拉着我去的。我娘没去，说天太冷，她受不了那个风。
青海湖冬天是冻住的。整个湖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白茫茫的，一眼望不到头。冰面上有几道裂纹，跟大地的伤口似的。远处的山也是白的，天也是白的，湖也是白的，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天、哪里是湖。
风吹过来，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我站在湖边，缩着脖子，眯着眼睛，看着这片白茫茫的世界。
小时候在这片湖边上放羊的时候，我不觉得它好看。只觉得冷，只觉得风大，只觉得苦。可现在站在这里，我觉得它好看。好看得让人想哭。这片湖见过我光着屁股的样子，见过我娘光着腿穿棉裤的样子，见过我们娘俩在风雪里相依为命的样子。它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它。
我在湖边站了很久。我爸站在我身后，没说话。风呼呼地吹，他的头发在风里飘着，白得跟湖面上的雪一样。他的右手揣在袖子里，左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下一下地拍着，跟小时候哄我睡觉一样。
“爸，你还记得那年你骑自行车一百多里地去学校接我吗？”
“记得。你考上了县一中，高兴得不行。”
“那天你骑了三个多小时，到的时候嘴唇都干裂了。”
“不碍事。你考上了，我高兴。”
“爸，你对我这么好，我咋报答你？”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报答啥？你是我闺女。当爹的对闺女好，天经地义。用得着报答吗？”
我的眼泪下来了。风一吹，冻在脸上，冰凉冰凉的。我擦了擦，可又流下来了，擦都擦不干净。
“走吧，”我爸说，“太冷了，别冻着。”
我最后看了一眼青海湖。湖面在阳光下闪着光，白得发亮，亮得晃眼。冰层下面有水声，咕噜咕噜的，像是在说话。它在说什么呢？大概在说——别忘了我。别忘了这片湖，别忘了这片高原，别忘了你是从这儿走出去的。
“我不会忘的。”我在心里头说。
回到北京之后，日子又恢复了正常。上班，下班，写东西。那盆指甲花在窗台上开着，一朵一朵的，红艳艳的。看着它，就像看见了我娘在农场窗台上种的那盆。
那年春天，我收到了一个消息，我的长篇小说《青海湖畔》被一家出版社看中了，准备出版。
这部小说我写了两年多，改了无数遍。那支英雄牌钢笔我一直用着，笔帽上的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可我还是用它。用它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把笔放下，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窗外的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着光。远处的天灰蒙蒙的，可那一片新绿，看着就让人心里头亮堂。
我把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家里。电话接得很快，我娘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远远的，可很清楚。
“娘，我的小说要出版了。”
“真的？”她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
“真的。出版社已经答应了。”
“丫头，你……你成作家了？”
“嗯，成作家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我听见我娘咬着嘴唇、不敢出声的哭。她怕我听见，可我听得很清楚。
“娘，你别哭。”
“我没哭，”她说，声音却抖得厉害，“我就是高兴。高兴得不知道说啥。”
我爸接过电话，声音也有点哑：“丫头，好好写，以后多发文章。”
“好的爸，我以后努力多发文章”
“行，等你回来杀鸡给你吃。你什么时候回来？”
“五一就回去。”
“好，五一回来。你娘给你炖鸡，做好吃的。”
“爸，你们好好的。别惦记我。”
“不惦记。你好好的就行。”
电话挂了。我拿着话筒站在那儿，听着里头嘟嘟嘟的忙音，站了很久。
那年五月，我带着刚出版的小说回了青海。书不厚，两百多页，封面是一片蓝色的湖——青海湖。湖边上站着一个女人的背影，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着。那个背影是我娘的，是我在小说里写的那个放羊的女人。
到家的时候，我娘正在院子里喂鸡。我把书拿出来给她看。她看见我手里的书，愣了一下，然后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接过去。她不认字，可她认识封面上的那片湖。她捧着书，看了很久，手指在封面上轻轻地摸着，摸过那片湖，摸过那个女人的背影，摸过我的名字。
“这就是你写的书？”
“嗯，我写的。”
“写的是啥？”
“写的你。”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写我啥？”
“写你在高原上放羊，写你吃了多少苦，写你怎么把我养大，写你怎么把我送到了北京。”
她的嘴唇抖了一下，想说什么，可没说出来。她把书贴在胸口，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
“丫头，”她睁开眼睛，“你娘这辈子，没白活。”
那天晚上，我娘杀了一只鸡，炖了一大锅汤。她把那本书放在桌上，摆在正中间，跟供神似的。我爸倒了一杯酒，端起来，对着那本书敬了一下：“丫头，你出息了。你爸我，高兴。”
我娘也端起了茶杯：“敬丫头一杯。祝你越写越好，越走越远。”
三个人碰了杯。我喝了一大口酒，辣得眼泪都出来了。不知道是辣的，还是别的什么。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听着我娘在隔壁屋跟我爸说话。
“德柱，你说丫头写的书，有人看吗？”
“有。肯定有。写得那么好，咋没人看？”
“她写我吃苦那些年，人家看了会不会笑话？笑话她娘那么窝囊，被男人打了那么多年都不敢跑。”
“笑话啥？那不是窝囊，那是为了孩子。她要不是为了丫头，早就跑了。可跑了，丫头咋办？”
沉默了一会儿。
“德柱，你说丫头以后会不会写更好？”
“会。肯定会。她有这个本事。”
“嗯，”我娘的声音低低的，“她从小就有本事。小时候光着屁股在蒙古包门口玩虫子，我就知道她有本事。那时候不知道是啥本事，现在知道了——写书的本事。”
两个人都笑了。笑声低低的，隔着墙传过来，跟小时候一样。
窗台上在那盆指甲花开花了，红艳艳的，比去年开得还要繁。
我闭上眼睛，把那本书的封面在心里头又过了一遍。蓝色的湖，女人的背影，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着。
那个背影是我娘的，也是千千万万个青海女人的。她们在风雪里站着，在高原上走着，在苦日子里熬着。她们没有文化，没有名字，没有人在乎。可她们养大了自己的孩子，把孩子送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些孩子，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上海，有的在广州。他们吃着不一样的饭，说着不一样的话，过着不一样的日子。
可他们心里头都有一片湖，都有一个站在湖边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着的女人。
那个女人，叫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