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州北上，渡长江，过汴州，再往北走，地势渐渐高了起来。稻田变成了麦田，水牛变成了黄牛，空气里的潮湿被一丝一丝抽干，取而代之的是北方春天特有的那种干燥的、带着沙土味的风。杜甫骑在马上，看着地平线尽头那一脉青黑色的山影，心里涌起一种久违的亲切。那是太行山。过了太行山，就是他的家乡。
但他没有回家。他要去邯郸。
韦之晋在汴州就和他分了手。韦之晋要回京兆，他父亲来信催了好几次，说京中正在谋一个差事，让他赶紧回去打点。临别那天晚上，两人在汴州城外的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一夜的酒。韦之晋喝多了，拍着桌子说：“子美，你将来要是来了长安，一定要来找我。我家住在崇仁坊，门口有两棵槐树，很好认。”杜甫说好。两人碰了最后一杯，酒洒了半桌。第二天一早，韦之晋坐船往西，杜甫骑马往北。马是他用父亲寄来的最后一笔盘缠买的。那笔钱原本够他再游历半年，但他已经出来太久了。他想在回去之前，再看一个地方。
邯郸。那里有丛台。
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建的丛台，当年台上歌舞升平，台下剑戟如林。如今呢？杜甫想去看看。在吴越看了那么多山水、那么多古迹、那么多活生生的人之后，他需要再看一个废墟。他想知道自己站在另一个废墟上的时候，心里会想什么。姑苏台上他想了伍子胥，会稽山上他想了王羲之。丛台上呢？
他还没到邯郸，先遇到了一个人。
那是在邯郸城外三十里的官道上。日头已经偏西了，杜甫正催马赶路，想在天黑前进城。忽然听见前面传来一阵歌声，嗓门大得惊人，荒腔走板，不成调子，却中气十足，把路边的麻雀都惊飞了。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杜甫勒住了马。
他听过这首诗。他当然听过。全天下读过书的人大概都听过。但他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用这种嗓门唱它，而且是在旷野里、在马背上、在夕阳底下，用能把死人吼活的音量，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像是在和什么人叫板。
马蹄声由远及近。一个骑者从官道那头疾驰而来。马是好马，通体乌黑，四蹄雪白，跑起来鬃毛飞扬如一面黑色的旗帜。马上的人大约二十多岁，身材高大，穿一件灰布袍子，袖口挽到肘弯，露出两条晒得黝黑的小臂。腰间挂着一把剑，剑鞘很旧，皮子都磨得发亮了。脸是方正的，颧骨很高，眉毛很浓，一双眼睛不大，但极亮，像是两块被敲碎的燧石。
他看见杜甫停在路边，也勒住了马。两匹马在官道上打了个照面，彼此喷了个响鼻。
“这位兄台，”那人拱了拱手，声音和刚才唱歌时一样洪亮，“敢问邯郸城还有多远？”
“三十里。”杜甫说。
“三十里！”那人皱了皱眉，抬头看了看天色，“看来今晚只能在野外歇了。也好，省了住店的钱。”他翻身下马，动作利索得像是从马背上弹下来的。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杜甫，“在下高适。渤海蓨县人。敢问兄台尊姓大名？”
高适。这个名字杜甫听过。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名，而是因为他的父亲。高适的父亲高崇文做过韶州长史，在士人圈子里也算是个被提起的名字。但高适本人的诗名，彼时尚且笼罩在他父亲和祖辈的余荫下。用后来人的眼光看，此刻的高适还没有写出那些让他名垂千古的边塞诗；但在杜甫的眼中，已经足够令他好奇了。
“巩县杜甫，杜子美。”
“杜？”高适歪头想了想，“修文馆直学士杜审言，是你什么人？”
“是我祖父。”
“难怪。”高适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我就说你这人看起来不像寻常路人，身上有书卷气。原来是杜审言的孙子。”
他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恭维，也不像是在套近乎。这种随意的坦率让杜甫觉得很舒服。
“你去邯郸做什么？”杜甫也下了马。
“游历。刚从蓟北回来，在那边待了两年。”
“蓟北？”
“嗯。幽州、蓟州、营州，都走过。北边不太平，契丹和奚人隔三差五就来犯边。我跟过一支边军打了半年仗——不是正式投军，就是跟着走，帮他们写写军报，偶尔也拔剑。”他拍了拍腰间那把剑，“这把剑见过血。”
杜甫注意到了他眼角的一条疤。不长，约莫一寸，斜斜地贴在左眼角外侧。
“北边现在怎么样？”杜甫问。
高适看了他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开，望着北方，望了很久。
“不太平。”他说，声音低了些，“契丹人在边境上屯了两万骑兵。我在蓟州的时候，见过一个村子，三十几户人，一夜之间全没了，都被掳了去。等边军赶到的时候，只剩下几条瘦狗在废墟上转悠。”
他停了一下，弯腰从地上拔了一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慢慢嚼着。
“你见过被马蹄踏碎的婴孩吗？”
杜甫的心猛地缩了一下。
“没有。”他说。
“我见过。”高适把草茎从嘴里抽出来，扔在地上，“所以我不喜欢现在的边将。他们报给朝廷的军功里，杀敌的数字全是虚的。真正的敌人他们打不过，就欺负那些住在边境的散户牧民，杀良冒功。我亲眼见过他们把一个契丹老妇的头颅挂在马鞍上，回营领赏。那老妇手里还有一只没做完的布鞋。那么小的鞋，大概是给孙子做的。”
他忽然收住了，摆了摆手，“不说了。这种事说了也没用。”
“为什么没用？”
“因为朝廷不想听，”高适翻身上马，“或者说，他们假装不想听。”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两人在官道旁找了一处废弃的驿站歇脚。驿站已经荒了多年，屋顶塌了半边，墙上的泥灰剥落得一塌糊涂，露出里面的土坯。但院子里的井还能打上水来，灶台也还能用。高适出去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手里拎了两只野兔。他接着剥皮、去内脏、穿在树枝上，架在火上烤，一气呵成。火光照在他脸上，把那条疤照得忽明忽暗。
“你这双手，”杜甫看着他在火上翻兔肉，“能拉弓，能写字，能杀人。”
“杀人的事，我是被迫的。我这辈子只杀过一个人，是个从背后偷袭我同伴的斥候。我追上他，没有给他转身的机会。那之后好几天，我拿不了笔。”
“怎么？”
“手一直在抖。”他把兔肉翻了个面，油脂滴在火堆里，发出滋滋的响声，“杀人是一瞬间的事，但拿笔是一辈子的事。”
兔肉烤熟了。高适撕下一只兔腿递给杜甫。杜甫接过来，咬了一口。肉质很粗，带着一股野生的膻味，但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热乎的肉了。
高适从马鞍袋里掏出一个皮酒囊，拔开塞子，灌了一口，然后递给杜甫。
“蓟北带回来的马奶酒，喝得惯就喝。”
杜甫接过来喝了一口。那股味道又酸又烈，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他差点呛出来，但忍住了。高适看着他强忍的样子，哈哈笑了。
“你这个洛阳来的公子哥。”
“我不是洛阳的，”杜甫把酒囊还给他，“我是巩县的。我们那里只喝米酒。”
“巩县也好，洛阳也好，对北边的人来说，都是关内。我在蓟北的时候，有一次迷了路，骑了一整天没看到一个人。那种空旷，怎么说呢？你会觉得自己很小很小。天上的云，地上的草，远处的山，都比你大，都比你老，都比你不在乎。”
他又灌了一口酒。
“那时候我就在想，人这一辈子到底能留下什么？我们写的那些诗，那些文章，会不会也像这草原上的脚印一样，风一吹就没了？”
“所以你还写吗？”
“写。不写更亏。写了，万一有一首留下来呢？万一一百年后有个人，读到我的诗，说——‘这个高适，他见过契丹人的骑兵，他见过那些死去的百姓，他说了真话。’那我也算没白活。”
杜甫没有接话。他盯着火堆，火苗在夜风里左右摇摆，把他和高适的影子晃得忽长忽短。
“你以后会去长安吗？”高适忽然问。
“明年就去。考进士。”
高适点了点头，没有说“祝你高中”之类的客套话。他只是举起酒囊，朝杜甫的方向晃了晃，又灌了一口。
“你考上也好，考不上也好，”高适用袖子抹了抹嘴，看着火堆，火光在他瞳孔里跳动，“记住一件事：这天下不只在长安城里。长安城的城墙再高，也挡不住蓟北的风沙。你在长安的朝堂上写给皇帝看的策论，和你在旷野里写给天地看的诗，那是不一样的。策论是写给今天的人看的，诗是写给以后的人看的。你祖父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记得？不是因为他在朝中当过官，而是因为他写了诗。”
杜甫抬起头。
“我祖父的诗——有人说他太工。”
“那是他们不懂。”高适摆了摆手，“工有什么不好？工是刀。刀不快，砍不进肉里。我见过那种写得很‘野’的诗，用了一堆典故，说了半天不知道在说什么。那种诗，看着热闹，其实是在给自己画脸谱。”
“但你的诗很野。”
“我的野是真的野，”高适咧嘴笑了，“我在北边待了两年，不野也得野。但你不一样。你骨子里是个儒生。”
杜甫张了张嘴，没有反驳。
“高兄，”他说，“你去过那么多地方，有没有见过——”
他停了。他忽然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
“凤凰？”
高适替他说完了。杜甫一愣。
“我方才看见你包袱里露出半截诗稿，”高适说，“偷看了一眼。你在写凤凰。”他把酒囊搁在膝头，望着火堆，声音不像方才那般洪亮了。
“我见过。在蓟北的旷野上，有一次深夜迷路，饿了两天，马的蹄子也裂了。我躺在草地上，看了一夜的星星。那天晚上没有月亮，银河从天的这边横到天的那边，密密麻麻的，全是星。后来天快亮的时候，东边忽然亮起来，不是太阳，太阳还没出来。是一片红光，从地平线底下透上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然后我看见了一群鸟，不知道是什么鸟，排成人字形，从那片红光里飞出来。飞得极高，叫声极亮，像是有人在云层上面敲了一口铜钟。”
他把酒囊递给杜甫。
“那一瞬间我觉得，就算明天死在草原上，也值了。”
第二天，两人一同进了邯郸城。
邯郸城不大，街道也破旧了，但骨架还在。城墙的基址又宽又厚，城中的道路笔直宽阔，街边偶尔能看见一两座石阙的残迹，雕刻的纹路已经被风雨磨得模糊了。这座城虽然老了，却老得体面，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虽然衣裳打了补丁，但脊梁还是直的。
丛台在城北。
说是台，其实只剩一座土台和几段残垣。土台高约三丈，上面长满了蒿草。台基的夯土裸露在外，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沟壑。残垣上有几个模糊的刻字，杜甫蹲下来辨认了很久，勉强认出“武灵”二字。就是这里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地方。当年他在这里检阅骑兵，战旗猎猎，马蹄如雷。如今台上只有风，只有草，只有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高适站在台边，双手叉腰，望着远处。从这里可以看见邯郸城的全貌——灰扑扑的屋顶，窄窄的街道，城外的麦田一直铺到山脚下。
“赵武灵王，”高适说，“胡服骑射，把一个小小的赵国变成了能和秦国掰手腕的强国。最后怎么死的？”
“被儿子困在沙丘宫，活活饿死。”杜甫说。
“对。饿死。他教会了别人怎么打仗，却忘了教自己怎么选太子。”
高适转过身来，看着杜甫，目光炯炯，“所以我从来不羡慕这些君王。他们活着的时候威风八面，死了之后，也就那么回事。”
“那你羡慕谁？”
“我羡慕那些能把名字留下来的人。不是刻在碑上的，是写在纸上的。碑会倒，纸不会烂。你祖父刻在碑上的那些字，你看见了吗？”
“没有。碑毁了。”
“纸上的呢？”
“还在。”
高适把手一摊，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杜甫站在丛台上，风把他的衣袍吹得猎猎作响。他忽然想起姑苏台，想起夫差和伍子胥。姑苏台和丛台，相隔千里，相隔数百年，却说着同一件事。所有的台都会倒，所有的王都会死，所有的繁华都会变成荒草。但有些东西不会。
什么样的人能留下名字？不是那些在朝堂上争权夺利的，不是那些杀良冒功的，而是那些说了真话的。伍子胥说了真话，被赐死，但他留下了名字。王羲之在兰亭写了一篇序，三百二十四个字，一千年后还有人背得出。他祖父杜审言，在朝中得罪了人，被贬了一辈子，但他的诗还在。
他忽然觉得丛台的风变得不一样了。不再是凉的，而是温的。不是空荡荡的，而是饱满的。风里带着历史上所有那些站着这里说过真话的人的声音，他们的声音被风带走了，带到了几百里、几千里之外，带到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
“高兄，”他说，“你昨天说，策论是写给今天的人看的，诗是写给以后的人看的。我想了一夜。”
高适看着他。
“你说得对。但我还想加一句。”
“什么？”
“策论只能写给看得懂策论的人看。诗，可以写给所有人看。”
高适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酒囊举起来。
“就凭你这句话，今天的晚饭我请。”
那天晚上，两人在邯郸城的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个痛快。高适把剩下的马奶酒全灌进了肚子里，然后开始唱歌。还是那种能把死人吼活的嗓门，荒腔走板，不成调子，但他唱得旁若无人。酒馆里的其他客人纷纷侧目，有个老汉皱着眉头说“这是疯了吗”，高适听见了，不但不恼，反而唱得更大声了。
杜甫也在唱。
他在唱一首自己刚写的诗。严格来说不算诗，是随口哼出来的，只有几句，调子是套了洛阳太学里流行的一首曲子。他记得有一句是说丛台的风，还有一句是说一个从蓟北回来的朋友。他已经记不太清了。后来这一夜的诗句，他一个字都没留下来。但他记得那种两个人，拍着桌子，扯着嗓子，在那一刻只想把胸中的东西吼出来的感觉，有没有留下诗句，已经不重要了。
夜深了。高适趴在桌上睡着了，呼噜声比刚才的歌声还响。杜甫没有睡。他走出酒馆，站在街上，抬头看天。邯郸的夜空没有洛阳那么多灯火，黑得很干净，星星一颗一颗地亮着，密密匝匝，排成人字形，飞向某个他不知道的远方。
他想起高适说的话。那群鸟，那片红光。
那片红光现在在他心里。它还没有名字，还没有形状，还没有找到飞出来的路。但它在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