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年轻的一张脸，可能不到二十岁，眼睛闭着，嘴唇发白。在她左边颈侧，有两颗并排的、黄豆大小的黑痣。
镜头在这里停了几秒，然后转向人群。我在人群中寻找，忽然定格在一个角落——那里站着个老太太，藏青布衫，小髻，正静静地看着棺材。虽然影像模糊，但我认出来了，就是槐树下那个老太太。只是镜头里的她，看起来比现在年轻些。
画面继续。一个穿着黑衣的男人被带进来，同样年轻，同样死了，被放进黑色棺材。然后有人喊了什么，两具尸体被并在一起，盖上了棺盖。
接着是钉棺材的镜头，长长的棺材钉，一锤一锤砸进去。那声音透过老旧的胶片和机器放出来，闷闷的，每一下都像砸在人心上。
仪式似乎结束了，人群开始散去。可就在这时，画面剧烈晃动起来，像是拍摄的人受到了惊吓。镜头胡乱扫过，最后定格在红色棺材上——
棺材盖，在动。
不是被人推动的那种，是从里面，被顶起了一点点。一只手，一只苍白浮肿的女人的手，从棺材缝隙里伸了出来，手指弯曲，抠抓着棺木。
画面外传来惊叫声，然后是一片混乱的跑动声。镜头倒了，画面变成倾斜的地面，最后是几双脚慌乱跑过的特写，然后，胶片到头了，幕布上一片空白。
放映机空转着，咔啦咔啦。
我坐在黑暗里，浑身发冷，手脚冰凉。刚才看到的最后一幕，那只从棺材里伸出来的手，在我脑子里反复回放。
那不是下葬。那姑娘被活埋了。
我猛地站起来，想把放映机关掉，可手抖得厉害，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水洒在插线板上，啪的一声，火花四溅，屋里瞬间黑了。
停电了。
一片漆黑中，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我摸到手机，打开手电，光束在屋里乱晃。我得离开这儿，马上。
可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声音。
很轻，很慢的脚步声，从楼下传来。
咚。咚。咚。
像是有人拖着脚在走，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声音沿着木楼梯往上，越来越近。
我僵在原地，手电的光束不由自主地照向房门。脚步声在门外停了。
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
然后，门把手开始转动，很慢，很慢。老式的黄铜把手发出生涩的摩擦声。
我抓起桌上的铁盒，紧紧抱在怀里，好像这东西能给我什么庇护。门开了一条缝，黑暗中，我看不清外面是什么，只能感觉到有东西在那里，静静地站着，看着我。
“谁？”我的声音抖得不像话。
没有回答。
门又开大了一点。手电的光终于照到了门口——空无一人。
可脚步声又响起了，这次是在房间里，就在我身后。我猛地转身，光束扫过，还是什么都没有。但那股阴冷的气息，那种被注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冲向窗户，想从二楼跳下去。可就在我爬上窗台时，一只手，一只冰冷黏湿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脚踝。
我尖叫起来，拼命踢踹，挣脱了那只手，从窗户跳了下去。二楼不高，下面是个草堆，我摔进去，顾不上疼，连滚带爬地往外跑。
一路狂奔回村里，我敲开了村干部老吴家的门。他看我脸色惨白浑身是土，吓了一跳。
“后、后山老祠堂……”我语无伦次，“那屋子里有东西！”
老吴听完我的讲述，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叫来了村里几个上年纪的男人，一群人打着手电，陪我回到老宅。电闸跳了，推上去，灯亮了。屋里一切如常，放映机还在桌上，胶片散在一旁。我检查窗户，窗台上有我踩的泥印，可草堆附近，只有我自己的脚印。
“你是不是看错了？”一个村民说，“山里晚上有野猫野狗，弄出点动静正常。”
“不是动物！”我急了，“我看见了，不，我听见了，还有那只手……”
“手？啥样的手？”
我描述了一下，苍白，浮肿，像是泡过水。几个村民交换了一下眼神，气氛有点微妙。
最后老吴叹了口气：“陆同志，你先去我家住一晚。这事儿，明天再说。”
那一晚我根本没睡。一闭眼就是棺材里伸出来的那只手，还有黑暗中转动的门把手。天快亮时，我才迷糊了一会儿，却又做了个梦。
梦里我回到那间老屋，放映机自己转着，幕布上反复播放最后那段——棺材盖被顶开，手伸出来。然后画面里的姑娘突然坐了起来，盖头滑落，她转过脸，对着镜头，睁开了眼睛。
她的颈侧，两颗黑痣清晰可见。
我惊醒了，浑身冷汗。老吴已经起来了，在院子里抽烟，眉头紧锁。
“老吴，”我走过去，“那卷胶片……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姑娘，她是不是……”
老吴狠狠吸了口烟，吐出来：“这事儿，本来不该跟你说。但你现在卷进来了，不说也不行了。”
他告诉我，那姑娘叫沈翠兰，是当年村里沈木匠的闺女。1978年夏天，村里发大水，她失足掉进河里，捞上来时已经没气了。但沈家人觉得她死得冤，又没出嫁，怕她在地下孤单，就张罗了冥婚，找了个同样溺水死的后生，合葬。
“可下葬那天出了岔子。”老吴声音低下来，“棺材抬到半路，里头有动静。当时人都吓坏了，可时辰不能误，还是硬着头皮下葬了。后来有人私下说，那姑娘可能只是闭过气去，被当成死人埋了。”
我心里发寒：“那后来呢？没挖开看看？”
“谁敢啊？那是冥婚，仪式做完了，再挖开不吉利。再说了，都钉棺了，就算真活着，也憋死了。”老吴顿了顿，“可怪事就从那时候开始了。先是负责钉棺的两个人，一个多月内先后出事，一个摔断了腿，一个得了怪病，身上长疮，烂了半年才死。后来凡是参与过那场冥婚的，家里都不太平。最邪门的是，有人夜里看见沈翠兰在村里走，还穿着那身红嫁衣。”
“那放映机……”
“那是公社宣传干事留下的，本来想拍点移风易俗的材料，结果拍到那种东西，吓得当天就跑了，机器都没带走。胶片后来被人收起来，锁祠堂后屋了，几十年没人动过。”老吴看着我，“你就不该碰。”
“可槐树下那个老太太……”我把遇见老太太的事说了。
老吴的脸色更难看：“你说的那人，我大概知道是谁了。是沈翠兰的娘，王婆。可她死了快十年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但也不一定，”老吴又说，“王婆死后，村里是有人说过，偶尔还在槐树下看见她，坐在那儿绣花。老人们说，她是心里有愧，闺女死得冤，她魂儿散不去。”
“可我跟她说话了，她还给我果子吃……”
“吃了？”老吴猛地抓住我肩膀，“你真吃了？”
我点头。
老吴松开手，后退两步，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死人。
“怎么了？那果子……”
“那不是果子，”老吴声音发干，“那是‘怨果’。老话说，横死的人要是心里有怨气，坟头上会长出一种暗红色的浆果，吃了的人，就会被缠上。沈翠兰的坟头，以前就长过那东西，后来被人烧了。”
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想起那酸涩的味道，还有老太太嘴角渗出的暗红汁液。我冲出去，在墙角干呕，可什么都吐不出来。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老吴等我吐完，说，“去沈翠兰的坟上，烧纸，磕头，赔罪。再把那卷胶片和放映机，一起烧了。或许还有救。”
当天下午，老吴带了几个胆大的村民，拿着铁锹、纸钱和煤油，领我上了后山。沈翠兰的坟在老坟岗最深处，荒草丛生，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只有个快被风雨磨平的小石桩。
我们烧了纸，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有眼无珠冲撞了，您大人大量”。然后老吴把那台放映机和铁盒堆在坟前，浇上煤油，点了火。
火焰窜起来，胶卷在火里卷曲，熔化，发出刺鼻的气味。我盯着那团火，心里祈祷这一切赶紧结束。
火烧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只剩下一堆焦黑的残骸。老吴用铁锹把灰烬埋了，又填了几锹土。
“行了，”他拍拍我肩膀，“该做的都做了，回去吧。明天你就离开村里，别再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吴家，一夜无事。我以为事情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行李准备走。打开背包时，我的手僵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