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川，是个历史系研究生。去年秋天，我去西南一个叫息泽村的寨子做田野调查，主题是地方丧葬习俗的变迁。这个选择，后来成了我一切噩梦的开端。
去息泽村的路不好走，汽车在盘山公路上颠了七个小时，最后一段连车都进不去，得靠两条腿。带路的村干部老吴指着远处山坳里一片灰蒙蒙的屋顶说，那就是了，村里还剩三十几户人家，年轻人都走光了。
“你要找老人问老规矩，算是来对地方了。”老吴咧着嘴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村里七八十岁的还有好几个，整天没事就晒太阳，能跟你唠。”
他把我安排在村东头一栋老宅里，说是以前村小学的房子，后来学校撤并，就空着了。
“干净是干净，就是偏了点，晚上要是听见什么动静，别怕，山里野物多。”
那栋房子是真老，木头结构，踩上去吱呀作响。堂屋里还挂着褪色的黑板，上面模糊写着拼音字母。我的房间在二楼，窗外正对着一片黑压压的松林，风一过，林子里就响起那种呜呜的声音，像什么人在哭。
第一天晚上我就没睡好。
不是害怕，是那种说不出的压抑。这房子太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敲鼓似的。半夜里我起来喝水，从二楼窗户往外瞥了一眼，月光下，松林边上好像站着个人。
影子很淡，佝偻着背，看轮廓像是个老太太。我揉揉眼睛，再仔细看，又什么都没有了。
“眼花了。”我对自己说，山里湿气重，起雾是常事。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走访村里的老人。工作进展得比想象中慢，老人们耳朵背，说话颠三倒四，一个葬礼流程能讲出三四个版本。第三天下午，我从九十岁的罗阿婆家出来，脑袋里乱哄哄的，沿着村里那条唯一的主路往回走。
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时，我看见树下坐着个人。
是个老太太，穿着藏青色的斜襟布衫，头发在脑后挽了个小小的髻，脚上是那种老式的黑布鞋。她手里拿着个竹绷子，似乎在绣什么东西，手指动得很慢，一下，一下。
我前两天没见过她。
出于研究者的习惯，我走过去搭话：“阿婆，晒太阳呢？”
她抬起头。
那张脸我后来在噩梦里见过无数次——蜡黄的皮肤紧贴着骨头的轮廓，皱纹深得像刀刻的，嘴唇薄而干瘪，微微张着。最让人不舒服的是她的眼睛，浑浊，没什么神采，可当你被她看着的时候，总觉得那目光能透过皮肉，看到骨头里去。
“你是外头来的？”她的声音嘶哑，语速很慢，像老旧的门轴转动。
“对，我来做点调查，关于咱们村以前的老规矩。”我蹲下来，尽量让自己显得随和，“阿婆高寿了？”
她没回答年龄，反而问：“你都问些什么规矩？”
“比如葬礼怎么办，有什么讲究，人走了之后家里人要做些什么。”
老太太停下了手里的针线，那双浑浊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看了好久，久到我后背有点发毛。然后她忽然笑了，嘴角向上扯，可眼睛里一点笑意都没有。
“葬礼啊，”她慢悠悠地说，“咱们这儿老规矩可多了。人死了，得停灵三天，脚头点长明灯，胸口压秤砣，防尸变。要是死得不安生，还得用红绳捆脚脖，嘴里塞铜钱。”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常得像在聊天气。我赶紧掏出本子记，这些细节我之前没听过。
“还有呢？”我问。
“还有啊，”她低下头继续绣花，针脚细密，绣的似乎是某种红色的花，“要是横死的，年轻轻没嫁人就走了的，那就更麻烦。得配阴婚，找个同样没成亲就死了的男人，一块儿埋了，在下面做夫妻，免得她孤单，回来闹。”
我笔尖顿了顿：“咱们村……有过这样的事吗？”
老太太又不说话了。她绣完最后一针，把线头咬断，然后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颗暗红色的果子，皱巴巴的，像晒干的山楂。
“吃一颗？”她递过来。
我愣了一下，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山里老人热情，给东西不吃不礼貌，可这果子看起来实在不新鲜。
“自家晒的，开胃。”老太太自己捡了一颗放进嘴里，没牙的嘴蠕动着，暗红色的汁液从嘴角渗出来一点。
我硬着头皮也拿了一颗放进嘴里。酸，酸得人牙根发软，但酸劲过后，又有点诡异的回甘。
“谢谢阿婆。”
“你住哪儿？”她问。
“村东头老小学那房子。”
老太太的手顿了顿，缓缓抬起头，又用那种眼神看我：“那房子……夜里关好门窗。后山那片林子，天黑了就别去。”
“怎么了？”
“没什么，”她低下头收拾绣活，“林子里有老坟岗，荒了好多年了，不太干净。”
说完，她颤巍巍站起来，拎着小竹凳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很郑重地对我说：“后山的东西，别好奇，别看，别问。记住了？”
我点点头。
她似乎还不放心，又补了一句：“尤其是老祠堂后头那间锁着的屋子，千万别进去。就当没看见。”
那天晚上，我笔记本上多了一行字：“村口槐树下，无名老太，提及阴婚习俗与后山禁忌。态度怪异，似有隐瞒。”
接下来的两天，我再没见过那个老太太。问村里人，都说不知道，或者说“老糊涂了吧，咱们村没这号人”。可她的样子，她说的那些话，特别是最后那句警告，像根刺一样扎在我脑子里。
人就是这样，越不让碰的，越想知道。
到第五天下午，我的调查遇到瓶颈。几个关键的老仪式，不同人的说法完全对不上。我想起老太太说的“老祠堂”，村里确实有个破败的祠堂，就在后山脚下，我去看过一次，门上的锁都锈死了。
黄昏时，我鬼使神差地又绕到了祠堂后面。
那里确实有间偏屋，木门紧闭，门上挂着的不是普通的锁，而是一把很老式的黄铜挂锁，锁身上刻着些模糊的花纹。我凑近看了看，锁没完全扣死，只是虚挂着。
四下无人，只有风吹过荒草的沙沙声。
我心里挣扎得要命。理性告诉我不该进去，这是别人的地方，可那股该死的好奇心像猫爪子一样挠着。老太太的警告在耳边响，可她的存在本身就像个谜——为什么村里人都说没见过她？为什么她知道那些细节？她到底是谁？
我伸出手，碰了碰那把锁。
锁扣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开了。
我头皮一麻，心脏狂跳起来。推开木门时，门轴发出尖锐的吱呀声，在寂静的黄昏里格外刺耳。
屋里很暗，有股浓重的霉味和灰尘气。等眼睛适应了光线，我看清这是个堆放杂物的房间，到处都是破农具、烂箩筐、断腿的桌椅。但在屋子最里头，靠墙盖着一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帆布，帆布下面凸起个方正的轮廓。
我走过去，掀开帆布。
灰尘扑面而来，我呛得咳了几声。等灰尘散开，我看清了——那是台老式电影放映机，铁皮外壳，锈迹斑斑，旁边还有个扁平的铁盒子。
我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卷胶片。
胶片保存得意外地好，片盘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毛笔字写着：“戊午年七月初七，沈氏冥婚纪要。”
戊午年？我快速心算，那是1978年，四十多年前了。
冥婚。这个词让我后背一凉。老太太说的竟然是真的，而且有影像记录。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这简直是宝藏。可她的警告又响起来：别看，别问。
我抱着铁盒和放映机回到老宅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屋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我费了好大劲才清理出一张桌子，把放映机架好。机器虽然旧，但结构简单，我捣鼓了半个多小时，居然弄亮了灯泡，胶片也装上了。
墙面就是最好的幕布。
机器转动起来，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最先出现的是一片雪花点，然后画面跳了跳，稳定下来。
黑白影像，画质粗糙，但能看清。
是一个院子，张灯结彩，贴着大红喜字。可院子里的人，全都穿着素色的衣服，表情肃穆，没有一点喜庆气。镜头移动，照到了堂屋正中——那里并排放着两口棺材，一黑一红，棺材头贴着白色的“囍”字。
我屏住呼吸。
接着，几个人抬着一样东西进来，放在红色棺材旁边。那是一具女尸，穿着大红嫁衣，头上盖着红盖头。尸体被放进棺材时，盖头滑落了一下，露出半张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