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的日子，我和花乔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他没有再问我关于赵磊的事，也没有再试图拆穿我的身份。他对我说话的方式和以前一样……带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疏离感，像是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人，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但也不想去擦。
但我注意到了一些变化。
他开始跟我说话了。
不是那种“去哪儿”、“几点出发”的指令性对话，而是真正的说话。他会告诉我他今天在画什么，会问我有没有看过某部电影，甚至偶尔会问我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的老家在哪里，我为什么来北京，我喜不喜欢这座城市。
我对他的回答大多是真话，只是省去了那些不能说的部分。
比如他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我说“想换个环境”。这是真的，我确实想换个环境，只不过没有说的是，换环境的原因是我在老家当警察的时候办了一个案子，那个案子的结果让我对很多事情都产生了怀疑。
那是关于一个十三岁男孩的案子。
男孩偷了一辆自行车，被车主抓住了，扭送到派出所。我负责处理，按照程序通知了家长。男孩的母亲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很旧很旧的衣服，一进门就给车主跪下了，求他不要追究。
车主是个做生意的中年人，很大度地说算了，一辆自行车而已。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三天后，男孩被发现在家里的阳台上吊死了。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妈妈，对不起，我又让你丢人了。
我又让你丢人了。
那个“又”字像一把刀一样扎在我心里。
男孩的偷窃行为当然是不对的，但他为什么会去偷那辆自行车？后来我查清楚了……他班上的同学都有自行车，只有他没有。他的妈妈在饭店洗碗，一个月挣六百块钱，一辆自行车要三百多，她攒了三个月都没攒够。
男孩只是想和别的孩子一样。
但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程序、我们那套非黑即白的逻辑，把他逼到了绝路上。
我把那封遗书看了很多遍，然后提出了辞职。
我的领导说：“你太年轻了，这种事情看多了就习惯了。”
我说：“我不想习惯。”
现在想起来，那个回答听起来很幼稚。但二十四岁的我确实是那么想的……我不想习惯这世界的残酷，不想习惯那些被制度碾碎的小人物，不想习惯用“程序正义”来为自己的冷漠辩解。
所以我来了北京，成了一个保镖，或者说“安全顾问”。
这些事我没有跟花乔希说。但他似乎能感觉到什么。每次我沉默太久的时候，他不会追问，只是安静地等着，像是在等我主动开口。
这种等待比追问更让人难以招架。
四月上旬的一个下午，阳光很好，花乔希破天荒地提出要出去走走。
“去哪儿？”我问。
“后海。”
后海这个地方，白天和晚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晚上是灯红酒绿的酒吧街，白天则安静得像一个褪了色的老北京。湖边的柳树刚发芽，嫩绿色的枝条在风里摇摆，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幅水彩画。
花乔希沿着湖边慢慢地走，我走在它的左边，靠马路的那一侧。这是安保的基本常识……把保护对象放在远离危险的一侧。
他注意到了这个细节，看了我一眼，但没有说什么。
后海边上有很多老胡同，灰砖灰瓦，门楣上刻着模糊不清的雕花。花乔希对这里似乎很熟悉，不用看路牌就知道往哪边走。
“我以前常来这里，”他说，“我妈还在的时候。”
“你们住在附近？”
“不，我们住在朝阳区，但我妈喜欢后海。她说这里有一种老北京的味道，不像东边那些高楼大厦，冷冰冰的。”
他走到一棵老槐树下停下来，看着湖面。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脸上，斑斑驳驳的，像碎了一地的金子。
“我妈是个画家，”他忽然说，“不算有名，但她画得很好。她的画里总有水，海水，湖水，河水，雨水。她说水是这个世界上最诚实的东西，它不会撒谎，你想让它变成什么形状，它就变成什么形状，但你永远不会知道它真正的样子。”
“你画画是因为她吗？”我问。
“可能吧。”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但她死后我就不怎么画了。最近又开始画，是因为……”
他没有说下去。
“因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只能用画来记住。”他说，“用文字记不住，用脑子也记不住，只有画在布上，才能让它不那么快消失。”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我跟在他身后，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
“乔希。”我叫他。
“嗯？”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北京？”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我，“离开北京？去哪儿？”
“任何一个地方。离开你父亲，离开宋以宁，离开那些你不想面对的事情。”
他看着我，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惊讶，不是心动，而是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像是悲伤，又像是感激。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的声音很轻。
“我知道。”
“你让我离开我父亲，离开我的生活，去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忽然笑了。那笑容不是他平时那种礼貌的、得体的笑，而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眼角有了细纹，嘴唇微微颤抖。
“陆深，”他说，“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
“什么话？”
“‘离开这里’。”他说，“所有人都让我回来。我爸让我回国，宋以宁让我回北京，我的朋友让我回国聚聚。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离开这里’。”
“那你愿意吗？”我问。
他没有回答。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但走了几步之后，他忽然停了下来，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给你。”
那是一封信，装在深蓝色的信封里，封口用火漆封着，火漆上印着一个字母……H。
“这是什么？”我问。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他说，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关于自己的事，“你再打开。”
“什么叫做‘不在了’？”
“就是不见了。”他说，“消失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你在说什么？”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摇了摇头，“但我知道有人在盯着我。不只是你，还有其他人。赵磊，宋以宁，还有一些我连脸都没看清的人。他们都在看着我，像是在等什么。”
“等什么？”
“等我爸做出某个决定。”他说，“或者等我变成某种东西。”
“什么东西？”
他看着我，那双黑色的眼睛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格外深邃。
“一枚棋子。”他说。
那天傍晚送他回翠屏苑之后，我坐在车里，手里攥着那个深蓝色的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
信封很薄，里面应该只有一张纸。火漆封得很严实，如果打开就没办法恢复原样。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把它放进了上衣内袋里，贴着心脏的位置。
我没有打开它。
不是因为我怕里面的内容，而是因为我怕一旦打开了，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我还不想面对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躺在翠屏苑客厅的沙发上，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他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他说的不是“如果我死了”，他说的是“如果我不在了”。
“不在”和“死”是不一样的。死是生命的终结，是终点；而不在，是消失了，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前者是确定的，后者充满了可能性。
哪一种更让人害怕？
我说不清楚。
窗外，北京的夜空看不到星星，只有远处国贸三期的塔吊上亮着一盏孤零零的红灯，一闪一闪的，像是谁在遥远的地方打着信号。
我闭上眼睛，把那盏红灯想象成灯塔。
深蓝色的大海上的灯塔。
就像那幅画……深蓝那片海。
一个人在海边等另一个人回来，等了很久很久，久到忘了自己在等谁，只知道要一直等下去。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也会成为那个等待的人。
而且会等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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