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酒坛从布袋里摸出来的时候，苏轼正在院子里收拾竹椅。白天晒了被子，傍晚收进来，竹椅被搬到了桂花树下，他正一张一张地往正堂里搬。他回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坛子，挑了挑眉。月光下，坛子的轮廓很圆，封口的油布在风里微微鼓着。
“什么酒？”
“桑落酒。”
“桑落？”他走过来，接过坛子，对着月光看了看封口的油布。他用手指捏了捏，又凑近闻了闻。“这坛子有些年头了。”
“今年的。”
“今年的酒，封口这么旧？”他的目光从坛子移到我的脸上，停了一下。他在怀疑，但不会问。苏轼有一个优点——他不问不想问的问题。不想问，不是不好奇，是知道问了对方会为难。他为别人着想，不想让人为难。
“我……从很远的地方带来的。”我说。
他没有追问，撕开油布，揭开麻布，低头闻了闻。一股醇香从坛口溢出来，混着淡淡的菊花味，还有一丝糯米的甜香。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睛里有了光。
“好酒。”他说，“比我喝过的都好。”
我找了两个碗递给他。碗是粗陶的，他的碗比我的大，碗沿有个缺口。他倒了两碗，酒在碗里晃着，月光照在上面，像碎了的银子。一碗递给我，一碗自己端着。两个人坐回竹椅上，对着月亮。月亮不圆，缺了一小块，像个被咬了一口的饼。但很亮，亮到院子里的桂花叶子都能看清。
他喝了一口，咂了咂嘴，又喝了一口。他喝得很慢，每一口都在嘴里停了一会儿，像是在品，又像是在等。等什么？等酒说话。酒会说话吗？陶渊明说会，苏轼也说会。诗人都会听到酒说话。我听不到。但我听到他们在说。
“这是谁酿的？”他问。
“一个……朋友。”
“你这个朋友，酿酒的手艺比当官的好。”
“他不是当官的。他是种地的。”
“种地的能酿出这种酒？”他又喝了一口，碗里的酒少了一半。“这个味道，我在汴京都没喝过。”
“先生喜欢就多喝点。”
“你不喝？”
“我喝。但我想看先生喝。”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短，不到一秒。但我看到了。那里面有感动，有惊讶，有不敢说出口的感激。他端起碗，喝了一大口。月光照着他的侧脸，他的表情很满足，像在吃一道想了很久的菜。他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很满足，不是因为东西好吃，是因为他知道饿的滋味。饿过的人，吃东西的时候会珍惜每一口。
“苏姑娘。”
“嗯。”
“你那个朋友，还在种地吗？”
“还在。但他种的地，草比豆子高。”
“那他的酒怎么酿得这么好？”
“因为他有的是时间。地里的草不用管，酒要管。”
苏轼笑了一下，又喝了一口。他把碗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酒渍。“这个人跟陶渊明倒是像。不为五斗米折腰，只为一碗酒低头。”
他没有说错。陶渊明确实是这样的人。他在柴桑种地，种得不好，但酒酿得好。他把地交给草，把心交给酒。草长多高都不管，酒少一滴都在意。
“先生，你觉得陶渊明这个人怎么样？”
“了不起。”他说，“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写的诗，像从他的心里长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先生想做他那样的人吗？”
苏轼端着碗，想了很久。碗里的酒已经不多了，他晃了晃，看着酒在碗壁上挂了一层琥珀色的薄膜。
“做不了。他是不想当官，我是被赶出来的。他种地是心甘情愿，我种地是没办法。”
“但先生种地种得比他好。”
他又笑了。“你怎么知道？你又没去过他的地里。”
“我去过。他的豆子地被草淹了。先生这块地，草还没长起来。”
“那是刚烧过。过几天草就长起来了。”
“那先生就再锄。锄不过，就再烧。”
苏轼转过头看着我。月光下，他的眼睛很亮。不是亮在表面，是亮在深处。像一口井，水面平静，但下面有暗流。
“你说话的样子，像种过很多年地。”
“种过几个月。”
“几个月就能说出这种话？”
“因为教我种地的那个人，种了很多年。”
“那个人也是种地的？”
“是。他种了一辈子。”
苏轼沉默了一会儿，把碗里的酒喝完了。我给他又倒了一碗。酒坛里还剩大半，够喝很久。他端起新倒的这碗，没有马上喝，而是看着酒面。酒面上映着月亮，月亮在碗里晃着，像一个银白色的圆盘。
“苏姑娘，你这个人，身上带着很多人的影子。”
“什么影子？”
“有陶渊明的，有那个酿酒的朋友的，还有……”他顿了顿，“还有一个我没见过的人。那个人写‘千金散尽还复来’。那个人是谁？”
我心里一跳。他怎么会知道这句？这句诗还没有传到这个时代。李白还没有写出《将进酒》，或者说，他写出来了，但苏轼不可能读到。苏轼是北宋的，李白是唐朝的，中间隔了几百年。他读到过。不是在这个时代读到的，是在梦中读到的。诗会入梦。好诗会自己走路，走到每一个会读它的人的梦里。
“那个人……也是一个朋友。”
“也是种地的？”
“不是。他是写诗的。他写诗的时候，像在天上飞。”
“在天上飞？”苏轼念了一遍，“那他的诗一定很高。”
“很高。但先生的不比他低。”
苏轼端着碗，没有喝。他看着碗里的酒，月亮在酒里晃，云从月亮前面飘过，酒暗了一下，又亮了。
“你见过很多人。”
“见过一些。”
“他们都是写诗的？”
“是。”
“他们的诗，你都读过？”
“读过。”
“那你觉得，我的诗跟他们比，怎么样？”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问。不是自恋，是不自信。写诗的人，没有自信的。越写越不自信。写的时候觉得好，写完觉得不好。放几天再看，觉得还可以。再放几天，又想改。改完又觉得不好。永远不好。永远差一点。差的那一点，就是下一首。下一首会更好。但下一首写出来，又差一点。永远追不上。
“先生的诗，像大江。”我说。
“大江？”
“嗯。他们的是山，是水，是月亮。先生的是大江。山不动，水不流，月亮挂在天上。大江一直在流，从西往东，从古到今，不停。”
他把碗端到嘴边，没有喝，又放下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还有今天的泥巴，指甲缝里还有黑泥。他洗过了，但没洗干净。种地的人，手永远洗不干净。泥巴长在手里了，和肉长在一起了。
“你这个人，夸人都夸在点子上。”
“我说的是实话。”
“我知道。”他端起碗，一饮而尽。酒从他嘴角溢出来，流过下巴，滴在衣襟上。他没有擦。“但实话有时候最伤人。”
“伤先生了？”
“没有。”他把碗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月亮。“很久没人跟我说实话了。在汴京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好听的话。说的越多，我越倒霉。到了黄州，没人说话了。耳朵清净了，心里空了。”
“心里空了不好吗？”
“空了好。空了能装新东西。但装了新东西，旧东西没地方放了。”
“旧东西是什么？”
“旧东西是……”他想了一会儿，“是以前的日子。以前觉得好，现在觉得不好。以前觉得不好，现在觉得好。想回去，回不去了。不想回去，又放不下。”
他站起来，拿着空碗走进灶房。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陶罐出来。陶罐不大，肚子圆圆的，口很小，用一块麻布塞着。
“什么？”
“我自己酿的。不好喝，但比没有强。”
他拔掉麻布，倒了两碗。酒是浑的，淡黄色的，上面漂着几粒米。我尝了一口——酸。比陶渊明那坛刚开始的时候还酸。酸得我皱了一下眉，他看到了，笑了。
“先生，你这酒……”
“酸，我知道。”他自己也喝了一口，面不改色。酸酒在他嘴里，像白水一样。他咽下去，砸了咂嘴。“酸就酸吧。酸也是酒。”
我把酸酒喝了半碗，实在喝不下去了。他把剩下的半碗接过去，喝完了。他喝的时候没有皱眉，没有咂嘴，就像喝水一样。酸对他来说不是味道，是日子。黄州的日子是酸的，他习惯了。
“先生的酒量真好。”
“练出来的。”他说，“以前在汴京，喝的是御酒。御酒不酸，不苦，不辣。什么味道都没有，就是酒。喝完了，什么都不记得。现在喝自己酿的酸酒，喝完了，什么都记得。”
“醉了好吗？”
“醉了就不想了。”
“想什么？”
“想以前的事。想以后的事。想不该想的事。”
他仰头看着月亮，月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很清楚。不是难过，不是孤独，是一种很深很深的平静。像长江的水，表面有波浪，下面没有。下面一直是静的。他喝了酒，表面的波浪就平了。
“苏姑娘。”
“嗯。”
“你走了以后，我还能见到你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确定，想说可能见不到了，想说你要好好的。但看着他的脸，看着他被月光照亮的、满是胡茬的、瘦削的脸，那些话说不出口。不是不敢说，是不舍得说。
“能。”
“什么时候？”
“先生去杭州的时候。”
他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会去杭州？”
“因为我知道。”
“你到底知道我多少事？”
“知道很多。但先生别问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好。不问。你说是杭州就是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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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苏轼没有去睡。他把竹椅搬到灶房门口，灶膛里还有余烬，火光映得他的脸红红的。他坐在那里，看着灶膛里的火。火已经很小了，只剩几块红炭，一闪一闪的。
“先生，明天还要翻地。”
“明天翻。”
“那今天早点睡。”
“睡不着。”
“为什么？”
“因为今天有人跟我说了实话。”他看着灶膛里的火，红炭闪了一下，又暗了。“说了实话，心里就热。热了就睡不着。”
我坐在他对面，两个人隔着一堆余烬。余烬的红光在我们之间跳着，像一只小小的萤火虫。
“先生，你以前在汴京的时候，有人跟你说实话吗？”
“有。”
“谁？”
“我弟。苏辙。”
“他怎么说？”
“他说，‘哥，你话太多。少说几句，就没人害你。’”
“先生听了吗？”
“没听。说少了就不是我了。”他抬起头看着我，“我不说话，那些诗谁写？那些事谁说？”
“先生说了，被人害了。”
“害就害了。”他把手里的一根干柴扔进灶膛，火星溅起来，又落下去。几颗火星落在他手背上，他没有缩手，就让它烫。“诗写出来了，就有人读。有人读了，就不算白说。”
“先生，你怕吗？”
“怕什么？”
“怕死。”
他想了一会儿。“怕。怕死了就写不了了。但该来的来，该走的走。怕不怕都一样。”
他捡起一根干柴，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圈不大，刚好能站一个人。他指着那个圈说：“这是黄州。我在这里。出不去。”然后用脚把圈踩掉了一半，剩下一个半圆。“这是我自己画的。画了就不想出去了。”
我看着那个半圆，忽然明白了。他不是被困在黄州，是他不想出去了。不是不想出去，是不想回到那个需要他说假话的地方。黄州不好，穷，偏，苦。但这里的假话少。没有人让他说假话，他也不需要听假话。假话少了，日子就好过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袍子上的灰，把竹椅搬进屋里。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苏姑娘。”
“嗯。”
“睡吧。明天翻地。”
“先生先睡。”
他在门口站了一下。月光照着他的背，他的肩膀很宽，但微微驼着。不是老的，是扛锄头扛的。
“你梦里的那首词，我记住了。写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念给你听。”
他走进屋里，灯灭了。门没有关，风从门口灌进去，吹得墙上的纸哗啦哗啦响。过了很久，灯没有再亮。他睡了吗？我不知道。也许睡了，也许没有。诗人不睡觉的时候，在想下一首诗。
我坐在灶房门口，灶膛里的火一点一点熄下去，红炭变成白灰，白灰变成黑炭。最后只剩下一堆灰，风一吹就散了。月亮从屋顶上方移到了院子中间，桂花树影在地上拉得很长。桂花还在开，香味混着酒味，在院子里飘。
我把碗收起来，走回自己的棚子。棚子很小，一张木板床，一床薄被，一个陶枕。被子是苏轼的，他非要给我。他自己盖一件旧袍子。他说他不冷，黄州不冷。黄州的冬天很冷，但他不说。他什么都不说，做了就做了，不图谢。
我躺在干草铺上，透过草帘的缝隙，看到月亮已经移到了西边。月亮很亮，亮到能看清院子里每一片叶子。我闭上眼睛。耳边有远处的江水声，哗啦哗啦的，从西往东，永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