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准时出现在东四十条桥下的“等待戈多”咖啡馆。
这家咖啡馆开在地下，要从街面往下走十几级台阶才能到。门面很小，里面却别有洞天，大约有七八张桌子，墙上贴着电影海报，角落里有一架旧钢琴，琴盖上摆着一排空酒瓶。
我到的时候陈建安已经在了，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面前放着一杯黑咖啡。
“来啦。”他看见我，抬手示意了一下。
我在他对面坐下，服务员走过来，我要了一杯美式。
“昨天那个人查到了吗？”我开门见山。
“查到了。”陈建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推过来，“这个人叫赵磊，三十二岁，东北人，有过两次打架斗殴的前科。目前在花荣生手下做事，名义上是保安，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是收账的。”陈建安喝了口咖啡，“花荣生这个人，表面上做房地产，私底下放高利贷已经很多年了。赵磊就是他手下专门负责催收的，手段不太干净。”
我看着照片上那张脸，浓眉，方脸，眼神凶狠。
“他为什么会在花乔希楼下？”我问。
“这也是我们要搞清楚的问题。”陈建安放下杯子，“有两种可能。第一，花荣生派人保护他儿子，这说得通，但他派一个打手去保护儿子，不合逻辑。第二种可能——”
“有人在用他儿子威胁他。”
陈建安点了点头。
“花荣生自己知道吗？”我问。
“我们试着联系过他，但他不配合。”陈建安的眉头皱起来，“这人很狡猾，做事情滴水不漏。我们查了他三年，能定罪的证据基本没有。”
“那花乔希呢？他知道他爸的事吗？”
“不清楚。”陈建安摇了摇头，“根据我们的调查，他十六岁就被送到英国，每年回来一次，每次待不超过两周。他对花荣生的生意了解多少，我们没底。”
服务员端来咖啡，我加了一块糖，搅了搅。
“他妈妈呢？”我问。
“在他十岁那年去世了，车祸。”陈建安的语气很平，“花荣生没有再婚，只有花乔希一个孩子。”
“所以他很在乎他。”
“越是在乎，越容易成为软肋。”陈建安看着我，“所以你的任务比我们之前说的要重要。不只是保护他，还要搞清楚有没有人通过他来接近花荣生。”
我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陈建安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宋以宁的背景我们查了，比想象的复杂。”
他打开纸袋，抽出几张纸。
“宋以宁，二十七岁，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去了纽约艺术学院，在那边待了五年。他父亲叫宋明远，是做文物生意的。”
“文物生意？”
“说好听点叫古玩交易，说难听点就是倒卖。”陈建安把材料推给我，“宋明远在九十年代曾经因为走私文物被调查过，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放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一直没能把他送进去。”
“宋以宁呢？他参与吗？”
“目前没有证据。”陈建安摇了摇头，“但他在纽约的那些年，账户上有一笔来路不明的钱，大约两百万美金，分三次从香港汇入。汇出账户是一个空壳公司，注册地在维尔京群岛，查不到实际控制人。”
“这笔钱和他回国开画展有关系吗？”
“我们怀疑有关系，但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关系。”陈建安把材料收回纸袋，“所以希望你多注意宋以宁和花乔希的来往。他们之间到底只是普通朋友，还是有别的什么，你得想办法弄清楚。”
我喝了一口咖啡，苦味在舌尖蔓延开来。
“还有，”陈建安看着我，目光变得严肃了一些，“你自己也要小心。如果你察觉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立刻撤，不要犹豫。”
“明白。”
我从咖啡馆出来的时候，天开始下小雨。北京的春雨不像南方的雨那样缠绵，而是带着一种仓促的意味，像是急着要赶去什么地方。
我开车回到翠屏苑，在楼下看见一辆陌生的黑色宝马X5。
我停好车，走进大堂。电梯正好从顶层下来，门开的时候，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
他大概五十出头的样子，身材高大，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严肃而威严。他的眼睛很深，眼袋明显，但目光锐利，扫过我的时候像探照灯一样。
花荣生。
我在心里认出了他。
他也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了。
他没有说话，从我身边走过，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我看见他上了一辆等候在门口的黑色轿车，车牌号是京A开头的，后面跟着几个数字。
我上了楼。
门虚掩着，保姆不在，只有花乔希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面前放着一杯茶，已经凉了，水面浮着一层白色的膜。
“你爸来了？”我走进来，问道。
“走了。”他的声音很淡，眼睛看着窗外，没有看我。
“你们吵架了？”
他终于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疲惫。
“他说我不该一个人住在这里，让我搬回去。”他说，“我说我不搬。”
“为什么不搬？”
“因为那里不是家。”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扯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苦笑，“那只是一栋房子。”
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看着他的脸。午后没有开灯，室内的光线灰蒙蒙的，他的脸在这种光线下显得更加苍白，几乎透明。
“他让你搬回去，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我说。
“安全？”他忽然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但那种笑听起来比哭还难受，“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安全的地方吗？”
我没有回答。
“我妈是在自己家的车库里死的，”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低很低，“车祸。你说，那个车库是不是他最安全的地方？”
我沉默了。
“这世上没有安全的地方，”他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我，“也没有安全的人。你以为最亲近的人，也许是最危险的。你以为最陌生的地方，也许才是最安全的。”
他的背影很瘦，很薄，像是纸剪的一样，风一吹就会碎。
我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陆深，”他忽然转过身，看着我，“你为什么来干这个？”
“什么？”
“做保镖，”他说，“你刚才说是为了工资，但我在你身上闻到了警察的味道。你以前是警察，对不对？”
我的心跳了一下。
“是，”我说，“以前是。”
“为什么不干了？”
“因为不适合。”
“怎么个不适合法？”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种让我无法拒绝的东西。不是温柔，不是脆弱，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坦诚——他看我的方式，像是在说：我已经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现在该你了。
“因为我发现，”我说，“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人和事都是灰色的。我没办法用非对即错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走了。”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说话了。
“灰色，”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我喜欢这个词。”
他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拿起那杯凉透的茶，喝了一口。
“我爸说让我搬回去住，不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全，”他说，目光落在茶杯里，“是因为他想把我“嫁”出去。”
“啊？“嫁”出去？”
“宋以宁，”他说，嘴唇微微翘了一下，说不清是笑还是自嘲，“他想让我和宋以宁在一起。我不知道宋以宁跟他爸说了什么，他非我不要，虽然都是男的，结不了婚，他对我势在必得，是——用他的话说——‘两个家族的结合’。在一起，且有协议。”
我愣住了。
“宋以宁的父亲和我爸是老相识，”他继续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他们之间有些生意上的往来。我爸觉得，如果两家“联姻”，生意上的事情会更好办。”
“那你呢？”我问，“你怎么想？”
“我？”他看着我，那双眼睛里忽然有了一丝光，一丝很微弱的光，像是深海里某种鱼类的发光器，“我觉得，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唯一能利用的东西了。”
“什么东西？”
“我自己。”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