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半，我从地下车库把那辆银灰色奥迪开到楼下等着。
两点五十五分，花乔希从楼门里走出来。
他换了一件黑色的薄毛衣，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风衣。
他拉开后座的门坐了进去，没有坐副驾驶。
“美术馆在哪儿？”我问。
“五四大街，中国美术馆。”他低头看着手机，语气淡淡的。
从东直门到美术馆不远，走东四北大街，过两个红绿灯就到了。但从后视镜里看他时，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要去参加画展开幕式的年轻人。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要去参加葬礼的人——安静，沉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
“你学画画的？”我试着找话题。
“学艺术史的。”他说，眼睛没有离开手机。
“那应该在欧洲学啊，怎么跑英国去了？”
他终于抬起头，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你觉得我是因为想学艺术史才去英国的吗？”
我没有接话。
他把手机扣在膝盖上，看着窗外，“我爸觉得英国安全。”
“安全？”
“很多人都觉得出国就是享福，”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空洞，“其实就是为了躲。”
“躲什么？”
他没有回答。车子正好到了一个红灯，我停下来，回头看他。他的脸侧向窗外，夕阳的光线打在他脸上，把侧脸的线条勾勒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质感。
“到了叫我。”他说，然后闭上眼睛。
二十分钟后，我把车停在中国美术馆对面的胡同里。花乔希睁开眼睛，看起来不像睡着过的样子，因为他连呼吸的节奏都没有变。
他下了车，风衣的下摆在风里飘了一下。
我跟在他身后，保持着三米左右的距离。方青教过我，这是安全距离——既能随时反应，又不会让人觉得太压迫。
美术馆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人，大多穿着体面，三五成群地寒暄。花乔希的出现让几个人转过头来，有人朝他招手，但他只是微微点了下头，没有走过去。
“乔希！”
一个高个子男人从人群中走过来。他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着。他的脸很好看，是那种一看就知道经常运动的好看，颧骨高，下颌线条硬朗，眼睛是那种偏浅的棕色，像琥珀一样。
“你怎么来了？”他走到花乔希面前，脸上的笑容带着一种亲昵的意味，“周老师说你最近不太舒服，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好多了。”花乔希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算是笑了一下，“你的画不是今天开幕吗，我怎么也得来捧个场。”
“那我可太荣幸了。”男人笑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目光扫过我，停留了一秒，“这位是？”
“我的——”花乔希顿了一下，“司机。”
司机。
我没有纠正。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的确是个司机。
“你好，”男人朝我伸出手，“宋以宁。”
“陆深。”我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干燥有力，虎口处有茧，那是长期握画笔留下的。
“走，进去看看。”宋以宁自然而然地走到花乔希身边，一只手虚虚地搭在他腰后，没有碰到，但那个姿态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跟了进去。
展厅里光线柔和，墙上挂着几十幅油画，大多是风景和静物，色彩浓郁而克制，看得出来功底很深。宋以宁的画比我想象的要好，不是那种附庸风雅的好，而是真正有内容的好。
但我没有心思看画。
我的目光一直在花乔希身上。
他在展厅里慢慢走着，偶尔停下来看一幅画，侧着头，表情认真得像是要把画里的每一个笔触都拆解开来。宋以宁始终跟在他身边，不时低头在他耳边说些什么，他有时候会微微点头，有时候会笑一下，但那种笑和我上午看到的笑容不一样——这种笑是礼貌的，得体的，是给外人看的。
“你对他很关注？”
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站在我身后，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灰色西装套装，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
“我是花乔希的朋友，”她推了推眼镜，“方青介绍我来的。”
我的心跳了一下，但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
“方青？”我说，“我不认识什么方青。”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一种了然，“她说过你会这么说。暗号是：‘今天的日落是深蓝色的’。”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我叫苏漾，”她伸出手，“市局刑侦总队技术科，借调到这个案子做分析。”
我握了握她的手，“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跟进一条线索。”她压低声音，“宋以宁，就是那个画家，三个月前刚从纽约回来。他在纽约待了五年，那五年里，他账户上的资金往来和荣生集团的海外账户有交集。”
“你是说他跟花荣生有联系？”
“不是跟花荣生，”苏漾摇了摇头，“是跟荣生集团的海外账户。这笔钱走得很隐蔽，如果不是一个线人提供了线索，我们根本查不到。”
我重新看向展厅中央的花乔希和宋以宁。他们站在一幅画前，宋以宁正指着画布的某个角落说些什么，花乔希微微仰头看着他，表情认真。
“他们是什么关系？”我问。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苏漾翻了一下记事本，“宋以宁和花乔希同岁，高中时期认识的，他俩不是一个学校的。宋以宁在央美附中，花乔希在国际学校，他们是在一个画展上认识的。花乔希出国之后一直有联系，但不算密切。最近三个月宋以宁回国之后，来往才开始多起来。”
“你是觉得宋以宁有问题？”
“我是觉得任何出现在花乔希身边的人都有问题。”苏漾合上记事本，“陈队让我转告你，明天下午两点，老地方见。”
“老地方？”
“东四十条桥下的那家咖啡馆，叫‘等待戈多’。”
我点了点头。
苏漾转身走了，脚步声被展厅的地毯吸走，几乎没有声音。
我重新把目光投向花乔希。
他已经走到了下一幅画前，宋以宁不知道去了哪里，他一个人站在画前，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侧脸的线条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冷。
我走到他身后两米的地方，假装在看旁边的一幅画。
“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他的声音忽然响起，没有回头，但我知道他在跟我说话。
我看了一眼他面前的那幅画——一片海，深蓝色的，几乎看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只有颜色和光影的交织。海面上有一点微弱的亮光，像是月光，又像是灯塔的光。
“不太懂。”我说。
“这幅画叫‘深蓝那片海’，”他说，声音很轻，“画的是一个人在海边等另一个人回来。他等了很久很久，久到忘了自己在等谁，只知道要一直等下去。”
“听起来很悲伤。”
“悲伤？”他终于转过头看着我，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光芒，“我觉得这不是悲伤，这是幸福。”
“幸福？”
“一个人一辈子能有一个愿意等的人，不管等不等得到，都是幸福的。”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但我分不清那是笑还是别的什么表情。
宋以宁从展厅的另一端走回来，手里端着两杯香槟，一杯递给花乔希。
“聊什么呢？”他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一丝审视。
“聊你的画。”花乔希接过香槟，抿了一口，“陆深说他很喜欢这幅‘深蓝那片海’。”
“是吗？”宋以宁看向我，眼睛微微眯了一下，“这幅画是我在纽约的时候画的，画的是一段记忆。”
“什么记忆？”花乔希问。
“不说了，”宋以宁笑了笑，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落在花乔希脸上，“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他的笑容很自然，但我注意到他端香槟杯的那只手微微收紧了一些。
画展开幕式持续了两个小时。散场的时候，花乔希喝了两杯香槟，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走路的时候脚步稍微有些不稳。
“我送他回去。”宋以宁说，手已经伸出去要扶花乔希的胳膊。
“不用了，我送。”我走上前，不着痕迹地挡在他和花乔希之间，“这是我的工作。”
宋以宁看着我，目光里的温度降了几度，“你是他的司机？”
“安全顾问。”我说。
“有什么区别？”
“职责更多。”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笑了一下，“行，那你送他回去。乔希，到家给我发个消息。”
花乔希点了点头，目光有些涣散。
我跟着他走出美术馆，三月的夜风吹过来，他打了一个哆嗦。他的肩膀很窄，隔着风衣的布料，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有些凉。
“冷吗？”我问。
“还好。”他的声音有些含糊，“就是头有点晕。”
我打开后座车门让他坐进去，然后绕到驾驶座发动车子。车子驶上五四大街的时候，他从后座探过身来，把头靠在副驾驶座的靠背上，脸对着我。
“陆深，”他说，“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女朋友吗？”
“没有。”
“为什么？”
“没时间。”
“你是真的没时间，还是不想有？”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的脸在仪表盘的光线下显得有些苍白，嘴唇的颜色比下午淡了很多，几乎是本来的颜色。
“你觉得呢？”我说。
“我觉得你是不敢。”他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说梦话，“你看起来什么都不怕，但其实你什么都不敢。”
我没有说话。
车子在东直门停下的时候，他已经靠在后座睡着了。我熄了火，回头看他。他蜷缩在后座上，一只手垫在脸下面，呼吸均匀而缓慢，睫毛在眼底投下一片扇形的阴影。
他睡着的样子和醒着的时候判若两人。醒着的时候他像一只竖起耳朵的猫，警觉而疏离；睡着的时候他才像一个二十二岁的男孩，柔软的，脆弱的，让人不忍心打扰。
我脱下外套，轻轻盖在他身上。
就在这时候，我的目光扫过车外，在街道对面看见了一个人影。
那人站在路灯下，穿着一件深色的连帽衫，帽子扣在头上，看不清脸。他的姿势是静止的，像是在等人，又像是在看着这边。
我盯着他看了三秒。
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转过身，快步消失在巷子里。
我的心跳加速了。
我掏出手机，给陈建安发了一条短信：翠屏苑门口，有人盯梢。
三秒后他回复：收到，会安排人查。继续保持警惕。
我收好手机，重新看向巷口。
那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盏路灯孤独地亮着，在夜风中微微摇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