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酒喝了三天，越喝越酸，越酸越想喝。陶渊明每天早晚各舀一勺出来，兑上水，两个人分着喝。他说这叫“养酒”，每天喝一点，酒就不会坏。我说这叫“馋”。他笑了一下，没有否认。那坛酒放在灶房角落的稻草堆里，用麻布封着，压了一块石头。每天早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揭开麻布，低头闻一闻，然后把耳朵贴在瓮口听一听。我问他听什么，他说听酒在说话。酒会说话吗？他说会。酒说，再等等，我还没好。等好了，我告诉你。
第四天早上，我开瓮舀酒的时候，发现味道变了。酸味淡了，多了一股醇香，像秋天的风从稻田上吹过来，带着新谷的味道。我舀了一勺，倒进碗里，酒是琥珀色的，透亮，能看穿碗底。碗底有一道裂纹，裂纹里积了酒，红褐色的，像一条细细的血管。
“先生，酒好像好了。”
陶渊明正在院子里劈柴。他放下斧头，走过来，低下头闻了闻，又用木勺舀了一点尝了尝。他咂了咂嘴，没说话，又舀了一勺递给我。他看着我喝，眼睛不眨，像在等一个答案。
我喝了一口。不酸了。不是那种甜酒的甜，而是一种厚实的、温润的味道，从舌尖一路暖到胃里。像有人在我胸口放了一个暖炉，炉子里烧的不是炭，是菊花。菊花的香味从喉咙里漫上来，满嘴都是。
“好喝。”
“还行。”他说。但嘴角弯了。他很少笑，但每次笑都很好看。不是好看，是耐看。像菊花，不艳丽，但越看越舒服。
“先生明明就很得意。”
“酿酒有什么好得意的。种地的人都会酿。”
“那先生种地种得好，酿酒也酿得好。”
他看了我一眼，把瓮口重新封好，搬回稻草堆里。他把稻草拢了拢，盖在瓮上，又用手压了压，压实了。
“再等三天，味道会更好。”
“我等不了三天了。”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不是突然停的，是慢慢停的。他的手还放在稻草上，手指还抓着几根稻草，但不动了。就那么停在那里，像一个被人按了暂停的画面。
“还有几天？”他问。声音很平，没有起伏。
我看了看系统面板。倒计时还有四天。数字在我眼前跳着，一秒一秒地减。我看它，它也在看我。它知道我不想走，但它不会停。时间不会等人，系统也不会。
“还有四天。”我说。
“四天，”他点了点头，“够了。四天后开瓮，你带一坛走。”
一坛。两个陶瓮，他说过一坛是给我的，一坛是他自己的。我的那坛一直放在角落里，从来没有动过。封口的麻布还是新的，石头压得紧紧的。那坛酒在等我。等我回来喝，或者等我带走。它不知道我会不会回来，但它等。等了一年，两年，很多年。它不急。酒不急，急的是人。
“先生，那坛酒你帮我留着。等我回来喝。”
“你不是说回不来吗？”
“万一呢。”
“万一”是一个好词。它不代表可能，不代表不可能。它代表你想让它可能。你想了，就会去试。试了，不一定成。但不试，一定不成。
他没有接话。他把稻草盖好，站起来拍了拍手。手上沾了稻草屑，他甩了几下，没甩掉，就不管了。他的手上有裂口，裂口里有泥，泥里有草籽。草籽在他手上发了芽？没有。但看着像。
“今天做什么？”他问。
“先生安排。”
“那去砍柴。冬天要烧的柴还没备够。”
我跟着他上山。路还是那条路，坑坑洼洼的，两边的杂草长到膝盖高。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的脚步比前几天慢了一些。不是累了，是不想走快。他走快的时候，是在赶时间。赶着去地里，赶着回家，赶着做完一件事去做下一件事。他不赶了。他不赶时间了。因为时间不多了。不是他的时间不多了，是我的时间不多了。他知道我要走了。他不想让我走，但他不会说。他不说，就慢点走。走得慢一点，在一起的时间就长一点。哪怕只是几秒钟。几秒钟也是时间。
“苏姑娘。”他边走边说。
“嗯。”
“你说你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那些人都会写诗？”
“会。”
“他们写的诗，跟我的比，怎么样？”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说他的好，他不信。说别人的好，他会笑。笑完了，还是会想。想自己的诗到底好不好。好不用比，比就不用好。
“李白的诗是天上来的，屈原的诗是水里来的，先生的诗是土里长的。”
“土里长的？”
“嗯。种下去，发芽，开花，结果。读先生的诗，像踩在泥地上，踏实。”
他沉默了一会儿。山路拐了一个弯，前面是一片竹林。竹竿很细，很高，风吹过去，哗啦哗啦地响。竹叶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棉花上。
“那谁的更好？”
“没有更好。天上的不能踩，水里的不能种。不一样。”
“你说话总是不得罪人。”
“我说的是实话。”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是看她，是看我。他看了很多次了，但每一次都不一样。第一次是好奇，第二次是疑惑，第三次是信任。这一次是什么？是不舍。他不说，但眼睛说了。眼睛比嘴巴诚实。
“你见过的那个人，写‘天上来的诗’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
李白。他在问李白。他不知道李白是谁，不知道李白写过什么，不知道李白活在他之后几百年。但他想知道。想知道那个写出“天上来的诗”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很狂。喝酒不醉，写诗不停，觉得天下没有他做不到的事。”
“后来呢？”
“后来……”我想了想，“后来他被流放了。”
“流放？”
“嗯。皇帝不要他了，把他赶出长安。”
陶渊明沉默了很久。他站在竹林里，风吹着他的衣角，猎猎响。他的白发被吹乱了，散在脸上。他没有拨开，就那样站着。
“那他后悔吗？”
“不后悔。他写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陶渊明念了一遍这两句，点了点头。他念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在嘴里停了一下。念完了，他咂了咂嘴，像是在品味酒的味道。
“是天上来的诗。”他说。
他继续往前走。我跟在后面。竹林走完了，前面是一片松林。松树很老，树干粗到一个人抱不住。树皮裂成一块一块的，像乌龟壳。松针落了一地，金黄色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
“先生，你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他说，“我认识的人，都是土里长的。种地的，打鱼的，酿酒的。偶尔有几个当官的，也是土里长的，只是以为自己是从天上来的。”
我忍不住笑了。不是笑他说的话，是笑他说话的样子。他说话的时候，眉毛不动，眼睛不眨，嘴巴微微张着，像是在说一件很严肃的事。但说出来的话，让人想笑。
“先生说话也不得罪人？”
“我不怕得罪人。”他说，“反正我也不见他们。”
砍完柴下山，太阳已经偏西了。陶渊明把柴码在院子里，又去灶房看了一眼那坛酒。他蹲在稻草堆旁边，把耳朵贴在瓮上听了听。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又松开了。
“先生在听什么？”
“听酒发的声音。好酒会唱歌。”
“这坛会唱吗？”
“会。”他站起来，“它在说，再等三天。”
我蹲下来，也把耳朵贴在瓮上。什么也听不到。但我没有告诉他。我不想告诉他。他听到了，他就开心。他开心了，我就开心。有时候真相比开心重要，有时候开心比真相重要。
那天晚上，月亮缺了一块。不是圆的，是椭圆的，像一个被咬了一口的饼。陶渊明坐在门槛上，我坐在他旁边，两个人看着月亮。月亮很亮，亮得照在地上，影子清清楚楚。槐树的影子在地上，像一幅剪纸。菊花田的影子在地上，像一片海。
“五柳先生。”
“嗯。”
“你还记得你写过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吗？”
他想了想。他写过很多诗，不是每一首都记得。有些诗写完了就忘了，忘了他才高兴。记得的都是不好的，好的都忘了。不是真的忘，是不去想。想了就会骄傲，骄傲了就会自满，自满了就写不出好诗了。
“写过。怎么了？”
“那句话会传下去。一千年后，一万年后，还会有人读。”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已经读过了。”
他转过头看着我。月光落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冷的，不是病的，是心里的东西在动。他的手指放在膝盖上，微微颤着，像风吹过的水面。
“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不是。”
“你是从……后来来的？”
“是。”
“后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想了很久。后来的世界太大了，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高楼？他没见过的。说汽车？他没听过的。说手机？他听不懂的。说那些他没见过、没听过、也听不懂的东西，他只会点点头，说“哦”，然后就不问了。他不想知道那些。他想知道的，是人。后来的世界，人是什么样子的。
“后来的世界，有很多人。比现在多很多很多倍。有高楼，有车马——不是马拉的车，是自己在路上跑的车。有能在天上飞的东西，像鸟一样。”
“像鸟一样？”
“像鸟一样。人坐在里面，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他沉默了很久。他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还是缺了一块，但比刚才亮了一些。云从月亮前面飘过，月亮暗了一下，又亮了。
“那后来的楚国呢？”
“后来的楚国……没有楚国了。中国很大，比楚国大一百倍。没有打仗，至少……大部分地方没有打仗。”
“那后来的皇帝呢？”
“后来的……不叫皇帝了。”
“那叫什么？”
“叫……主席，叫总统。不一样。他们不是世袭的，是选出来的。”
他没有追问。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但他没有追问。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还在抖，但比刚才轻了一些。
“后来的世界，还有人写诗吗？”
“有。但不如先生写得好。”
他没有接话。风吹过来，菊花田里的叶子沙沙响。一只鸟从头顶飞过，叫了一声，飞远了。
“苏姑娘。”
“嗯。”
“你这些话，我会记住。”
“先生记在心里就好。不要写出来。”
“为什么？”
“写出来，别人会以为先生疯了。”
他轻轻笑了一下。那个笑声很轻，像风吹过竹叶。不是高兴，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本来就疯。不疯的人，不会在这个地方种地。”
月亮又升高了一些。菊花田里的虫鸣比前几天少了，秋天快到了。虫也知道秋天到了，它们叫得少了，叫得轻了。它们在准备过冬，或者准备死去。它们不害怕。它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先生，我走了以后，你会不会把那面墙上的字写到纸上？”
“会。”
“什么时候？”
“等纸便宜了。等我有心情了。等我想起你的时候。”
“那先生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想了想。他抬起头，看着院子外面那棵桑树。桑树的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再过一个月，就会落。
“等到桑叶落。”
那棵桑树的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不是全黄，是黄绿相间。黄的像金箔，绿的像翡翠。风一吹，黄的飘下来，绿的还在枝头晃。
“先生，桑叶落的时候，我不会在这里。但我会在很远的地方，想着先生。”
“想着我什么？”
“想着先生坐在门槛上，端着酒碗，看月亮。”
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进屋里。我以为他去睡了，但他端着一碗酒出来。不是酸酒，是去年酿的菊花酒，只剩下这一点。酒在碗里晃着，月光照在上面，像一面小镜子。
“最后一碗了。喝完这碗，那坛酒就能开了。”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不酸了，很香，很甜，后劲很大。酒从喉咙滑下去，暖到胃里，暖到心里。暖到眼睛，眼睛就湿了。
“先生怎么不早拿出来？”
“留着等你走的时候喝。”
“现在还没走。”
“快了。”他说，“再好的酒，也要在最好的时候喝。”
我没有问他“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好的时候是现在。现在他还在，酒还在，月亮还在。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两个人把一碗酒分着喝了。他喝得比我多，但脸上没有醉意。他的酒量比我好太多。他喝了一辈子酒，从小喝到老，从老家喝到柴桑。酒是他的朋友。没有朋友的时候，酒就是朋友。
“苏姑娘。”
“嗯。”
“你走的那天，我不送你。”
“为什么？”
“送了你就不想走了。你不走，就耽误你的事。你走了，我又难受。不如不送。”
“那先生那天做什么？”
“去地里锄草。锄一整天，累了就睡。睡醒了，你就不在了。”
我低下头，手里的空碗映着月光，白白的，像一面小镜子。镜子里有我的脸，模糊的，看不清。不是看不清，是不敢看。看了会哭。
“先生，我会想你的。”
“想我的时候，就喝酒。”
“喝了酒更想。”
“那就多喝点。喝醉了，就不想了。”
他站起来，把空碗拿回灶房。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他的背影在月光下，瘦削的，佝偻的，但笔直的。像一棵树。
“苏姑娘。”
“嗯。”
“你说我写的诗能救人。那你呢？你被我救过吗？”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疼，是酸。酸到说不出话。
“救过。”
“什么时候？”
“从见到先生的第一天起。”
他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来，吹动他的衣角。他的手垂在身体两侧，一动不动。然后他走进灶房，把碗放在水盆里。我听到水声，听到他洗了碗，听到他把碗扣在灶台上。然后他走进里屋，灯灭了。
我坐在门槛上，抱着膝盖，看着月亮。月亮缺了一块，但还是很亮。亮到菊花田里的叶子都能看见，亮到地上的石头都能看见，亮到我自己的影子都能看见。我的影子在地上，薄薄的，像一层纱。风来了，影子晃了一下，但没有散。
菊花田里的虫还在叫。叫得很轻，很慢，像是在说再见。远处有溪水声，哗啦哗啦的，永不停歇。更远的地方，有风从南山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松脂的味道。
我想起长安的酒肆，想起汨罗江的茅屋，想起柴桑的这面墙。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给过我一样东西。李白给了玉佩，屈原给了青玉，陶渊明给了一坛还没酿好的酒。酒在灶房的稻草堆里，封着口，等着桑叶落。桑叶落了，酒就好了。
我会回来喝的。总有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