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撕了没两天，老疤的人就来了。那天我在修车铺干活，一辆白色拉达停在门口。下来两个人。一个戴墨镜的，上次见过。另一个年轻，二十出头，穿着一件军绿色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他们没进修车铺，在对面的澡堂子门口站着，往这边看。
赵师傅也看见了，没说话，把扳手递给我。“干活，别看他们。”我低着头拆轮胎，手上的扳手拧着螺丝，眼睛没往那边看。但他们一直在那。站了快一个小时，才上车走了。
第二天，又来了。这次不是两个人，是三个。多了一个女的，烫着卷发，穿一件红棉袄，站在路口往修车铺这边指。赵师傅把门帘子放下来了。我看不见外面，但心里清楚——老疤在施压。不是来打我的，是让我知道，他知道我在哪，知道我跑不了。
晚上回了出租屋，王奶奶已经睡了。我把东西收拾了一下，没几样：两件换洗衣服，师父的照片和钥匙，剩下的几十块钱。把师父那把钥匙从枕头底下翻出来，攥在手心里。老疤说那是规矩。什么规矩？师父欠的债，凭什么我还？我连他欠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这不是讲理的事。
赵师傅第二天看到我在收拾工具箱，问我：“要走？”“嗯。”“去哪？”“不知道。往南走。”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数了数，递过来。“这是这个月的工钱。你干了二十天，算你一个月。”我没接。“拿着，路上用。”
我接过来，揣进兜里。他没说老疤的事，我也没提。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
“小孙，有句话我跟你说。”他站在铺子门口，点了一根烟。“你年轻，别走这条路。走上去就下不来了。”
“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不知道。”他吸了一口烟，烟灰掉在地上，被风刮散了。“我在铁西待了三十年，见过多少像你这样的小年轻，觉得自己聪明、命硬、运气好。最后呢？不是进去了，就是死了。能活下来的，都是怕了的。你怕不怕？”
“怕。”
“怕就好。怕了就知道躲。躲着躲着，就活下来了。”
我背起蛇皮袋子，往巷口走。赵师傅在后面叫我，我回头。“以后有什么需要，回来找我。”我点头。没回头，怕一回头就不想走了。
从沈阳到北京的火车，慢车，站站停。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把蛇皮袋子塞在脚底下。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地也是灰的。火车过了山海关，天开始亮了。我把师父那张照片从怀里掏出来，看了一眼。他和那个瘦高个站在卡车旁边，笑着。
沈阳，待了不到半年。以为能安稳下来，结果还是跑了。师父说得对——这行，你沾上了，就洗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