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了十几个小时，过了山海关，天就亮了。窗外的地不再是白的，灰黄色，干巴巴的。田里没有庄稼，光秃秃的。偶尔有几间平房，屋顶上压着砖头，怕风刮跑了。我靠着窗户，半睡半醒。旁边坐着一个老头，保定人，去沈阳看儿子。他带了一袋子馒头，自己做的，用包袱皮包着。他掰了一半给我，我没要。他硬塞过来，说“吃吧，还有”。我吃了。馒头凉了，硬，但嚼着嚼着就甜了。
“小伙，去沈阳干啥？”
“找活干。”
“找啥活？”
“修车。”
老头想了想。“沈阳铁西那边厂子多，修车的也多。你去那边试试。”
我点头。
火车进了沈阳站，慢下来。站台上人多，扛着大包小包的，扯着嗓子喊。我下了车，跟着人群往出站口走。沈阳站比齐齐哈尔大得多，拱形的顶，很高，回声大。出了站，站在广场上，我抬头看那个大钟，指针指向上午九点多。天灰蒙蒙的，不冷，但潮。跟齐齐哈尔的干冷不一样，这边是湿冷，钻进骨头里。
我不知道往哪走。
身上还有师父留的钱和刘师傅给的，加起来不到一百块。够撑一阵子，但不能乱花。我问了路，坐上了公交车。铁西区在沈阳西边，车开了很久，经过的地方越来越旧。厂房、烟囱、老居民楼，红砖的，三四层，外墙皮掉了一块一块的。路不平，坑坑洼洼的。
我在启工街下了车。这条街不宽，两边是老居民楼。街口有个澡堂子，挨着澡堂是一家小卖部，小卖部对面有一个修车铺。铁皮焊的棚子，门口堆着轮胎，地上有油渍。一个老头蹲在地上修车，戴着老花镜，满手黑油。头发花白，背有点驼，但手指很粗，有力气。
我走过去。
“师傅，您这儿缺人手吗？”
他抬起头，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从眼镜上面看我。那个眼神不客气，像是在掂量我。
“你会修车？”
“会。跟一个师傅学过一年多。”
“哪儿学的？”
“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他想了想，“那你试试。”
他站起来，指了指旁边一辆自行车。“把那辆车的链子上了。”那辆车的链子掉了，卡在齿轮和车架之间。我蹲下来，用手把链子拽出来，挂在齿轮上，转了一下脚踏板，顺了。前后不到两分钟。
他看了一眼。
“明天来吧。一天五块，管中午饭。”
“行。”
“你住哪？”
“还没找。”
他指了指街那头。“那边有个胡同，里头有租房子的。你去问问。”
我去了。胡同窄，只能走一个人。两边是平房，灰墙灰瓦。找了一圈，看到一个门上贴着“出租”两个字，红纸写的，褪色了。敲门，一个老太太开的门，七十来岁，头发白了，背有点驼。她看了我一眼。
“租房子的？”
“是。”
她让我进去看。屋子不大，不到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朝北，光线暗。一个月二十五，押一付一。我交了钱，搬了进去。老太太姓王，我叫她王奶奶。她一个人住，老伴走了好几年了，儿子在外地。
“你一个人来沈阳？”她问。
“嗯。”
“干啥的？”
“修车。”
“多大了？”
“十七。”
她叹了口气。“这么小就跑出来。家里人呢？”
我说没了。她没再问。
修车铺的老板姓赵，叫赵德茂。后来我叫他赵师傅。他话不多，干活慢，但细。每根辐条都要调，每个螺丝都要紧。他说“修车修的是心，不是手”，我不太懂，但他这么说，我就听着。
修车铺的活不算多，但每天都有。换胎的、补胎的、调闸的、紧链条的。赵师傅让我干小活，大活他自己来。我没意见，有活干就行，有钱拿就行。
中午他管饭。有时候是他老伴送来，有时候是他自己去买。馒头、咸菜、有时候有炒菜，素的多，肉的少。不挑，能吃饱就行。
下班以后，我回出租屋。王奶奶有时候喊我过去吃饭。她做的饭简单，煮面条、熬粥、炒个白菜。我不好意思白吃，帮她搬蜂窝煤、修水龙头、换灯泡。她夸我手巧，我说修车修出来的。
沈阳的日子比齐齐哈尔安稳。赵师傅不怎么跟我说话，我也不说。两个人蹲在铺子里修车，有时候半天不说一句话。但那种安静不难受。不是没话说，是不用说。
但那条街上有一个人，我后来怎么都躲不掉。
澡堂子的老板姓孟，四十多岁，胖，脸圆，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他隔三差五来修车，修他那辆破摩托车。他不叫我名字，叫我“小伙”。每次来了先发根烟，然后蹲在旁边看我干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小伙，哪人啊？”
“齐齐哈尔的。”
“跑这么远干啥？”
“找活干。”
他吸了口烟。“你一个人？”
“嗯。”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过了几天，他又来修车。这次带了一个人来。那个人四十来岁，瘦，脸上没什么肉，颧骨高，眼睛小。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子竖着。他不说话，就站在旁边看。我修车的时候，感觉到那双眼睛一直在看我。修完了，孟老板付了钱，骑走了。那个人跟在他后面，走了。
赵师傅从铺子里出来，手里拿着扳手，看着那两个人的背影。
“那个人你离他远点。”
“哪个？”
“老孟带来的那个。”
“他是谁？”
“铁西的老疤。”赵师傅把扳手放回去，“这一片混的，都怕他。”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