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特别冷。
师父的手好了之后，一直闲在家里。不出去，也不让我出去。他说，年前别动，风头紧。我不知道什么风头，他没说，我也没问。那段时间他咳得越来越厉害，有时候咳出血丝来，拿手绢擦了，不让我看见。但我看见了。
晚上他睡着之后，咳嗽声从屋里传出来，一阵一阵的，像要把肺咳出来。我躺在沙发上，听着，睡不着。
腊月二十三，小年。
他去买了一只鸡，两条鱼，还有一瓶好酒。那是他第一次没喝散白，买的是瓶装的，红标签，名字记不清了。他把鸡炖了，鱼红烧了，摆了一桌。他在桌前坐了半天，筷子没动。
“皓子，过来。”
我坐过去。他倒了两杯酒，一杯推给我。
“你还小，本来不该喝。今天喝一杯。”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辣，从喉咙烧到胃里。
“我跟你说个事。”他把杯子放下，看着桌上的菜，没看我。“我要是死了，你别在齐齐哈尔待着。往南走，越远越好。”
“师父，大过年的，你说这个干什么？”
“你听我说完。”他咳了两声，用手绢捂着嘴，“我的东西，你愿意留就留，不愿意留就烧了。那把钥匙你收好，别丢了。以后可能用得上。”
“什么钥匙？”
“你别管。收好就行。”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钥匙，黄铜的，上面系着红绳。递给我。我接过来，攥在手心里，凉凉的。他没说那把钥匙开什么的。我也没问。他把那杯酒喝了，又倒了一杯。
“你恨不恨我？”
“恨你啥？”
“恨我教你这些东西。把你带沟里了。”
“没恨过。”
他看了我一眼，点了头。“那就好。”
那天他喝了很多。酒喝了半瓶，菜没怎么动。最后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我把碗筷收了，把剩下的菜放进碗柜。扶他上床的时候，他很轻，比夏天的时候轻了不少。被子盖上去，看不出底下有人。
小年过后没几天，他开始发高烧。烧得说胡话，一会儿喊“韩老大”，一会儿喊“我对不起你”。我用凉毛巾敷在他额头上，敷了也不退。我去找刘师傅借了体温计，一量，四十度。刘师傅说，得送医院。
我扶着他去了医院。医生拍了片子，把他叫到办公室里说话。我在外面等着，门没关严，听到医生说“肺部有阴影”“建议住院”。师父说“不住”，医生说“不住会出事的”。师父没吭声。出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单子，没去住院部，往门口走。我跟在后面，没说话。
回了家，他躺了两天。第三天能起来了，在屋里转了几圈，说“闷”。我带他出去走走，走到巷口，他停下来，扶着墙，喘了半天。又往回走。那天晚上，他咳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起来，他没动静。我叫他，不醒。我推他，身体是凉的。
我站在那里，手搭在他肩膀上，推了三次，他都没动。
我停了一会儿，把被子给他盖好。坐在床边，看着他那张脸。脸是灰白色的，眼窝凹进去，嘴唇发紫。不像睡着的，像蜡人。我没哭。从他断手那天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后事是刘师傅帮着办的。
刘师傅来了，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出去打了几个电话。他联系了殡仪馆，定了火化的时间，又找了两个人帮忙抬人。我没钱。上次偷的那几百块，花了不少，剩下的不够办后事。刘师傅垫了，说以后有钱了再还。我点头。
出殡那天，来了几个人。有刘师傅，有师父以前在火车站的几个老哥们，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那两个人站得远，等火化完了，走了。刘师傅说，那两个人是师父早年在沈阳的故人。没多说。
骨灰盒放在寄存处，刘师傅说，等以后有钱了再买墓地。我点头。
师父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个旧帆布包，几张发黄的照片，半瓶白酒。衣服我叠好，塞进蛇皮袋子。白酒我放在桌上，没动。
照片里有一张是师父年轻时候的，穿着军装，站在一辆卡车旁边。旁边还有一个人，瘦高个，笑着。照片背面写着“1965年，沈阳”。
另外一张是在北京拍的，师父站在天安门前面，旁边站着一个女的，烫着卷发，穿碎花裙子。
我不认识她。
我把钥匙和照片放在一起，用布包好。帆布包里有一个旧钱包，里面有几块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沈阳铁西区启工街。
我把那张纸条揣进兜里。
刘师傅要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下来。
“小孙，你以后咋打算？”
“往南走。”
“去哪？”
“不知道。往南走。”
他点了头，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塞给我。
“拿着。”
“刘师傅，你垫的那些……”
“不着急，你先活着。”
他走了。我坐在空荡荡的屋里，从窗户看着外面。天灰蒙蒙的，电线杆上蹲着一排麻雀，挤在一起。
在那间屋里又待了几天。
把师父的东西该留的留，该扔的扔。那半瓶白酒我没喝，放在桌上，后来走的时候也没带。钥匙和照片用布包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临走那天，我去寄存处看了一眼师父。骨灰盒放在架子上，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孙德茂。我在那站了一会儿，没说话。
出了门，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硬座，车窗外面是灰蒙蒙的天和白茫茫的地。
我把师父的那把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攥在手心里。凉。
火车开动了。
我没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