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在那间小屋里，吃着带来的馍馍和卤兔肉，说着话。
我娘和我爸坐在床上，我坐在椅子上。屋里生着炉子，暖烘烘的。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水蒸气在窗户上凝成一层白雾。
“娘，明天我带你去协和医院看病。挂了个专家号，专门看手抖的。”
“专家号贵不贵？”
“不贵，别操心钱的事儿。”
“咋能不操心？你一个月才挣多少？”
“够花了，反正你别管了。”
她还想说什么，我爸拉了拉她的袖子：“孩子让你去你就去，别啰嗦了。”她瞪了他一眼，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娘和我睡在床上，我爸打地铺。他说“我在部队的时候睡过雪地，地上算啥”。我娘说“你小心着凉”，他说“不会，炉子生着，暖和着呢”。
关了灯，屋里黑漆漆的，只有炉子里的火苗一闪一闪的，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我娘搂着我，跟小时候一样。她的手在抖，可搂着我的时候搂得很紧。
“娘，你手抖得比以前厉害了。”
“老了嘛。”
“你不老，才四十七。”
“四十七还不老？你娘我四十七，看着跟五十七似的。”
“明天看了医生就好了。北京的医院好，肯定有办法。”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丫头，你说我这手，能治好吗？”
“能。肯定能。”
“治好就好了，”她说，“我就不用老攥着拳头了。你不知道，攥着拳头攥久了，手都伸不直。”
我握住她的手，慢慢地掰开她的手指。她的手蜷缩着，掌心有厚厚的茧子。这双手放过羊，劈过柴，和过面，缝过衣裳，种过花。这双手打过我，也搂过我。这双手撑起了我们家的一片天。
“娘，会好的。”我说。
“嗯，”她应了一声，“会好的。”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照在窗台上，照在那盆指甲花上。花骨朵在月光下微微地颤着，像是在等天亮，等太阳出来，等花开。
第二天一早，我带我娘和我爸去了协和医院。
医院大得吓人，挂号的人排着长队，弯弯曲曲的，跟一条长龙似的。我娘站在大厅里，东张西望的，看什么都新鲜，看什么都害怕。
“丫头，这儿咋这么多人？”
“全国各地的都来这儿看病，人当然多了。”
“都是看病的？”
“嗯，都是看病的。”
她摇了摇头：“这么多病人，这世界上咋这么多病？”
我笑了笑，拉着她上了楼。专家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她让我娘伸出手，看了看，摸了摸，又让她做几个动作——握拳，松开，握拳，松开。我娘做的时候，手抖得厉害，跟风里的树叶似的。
“多长时间了？”专家问。
“好几年了，”我说，“越来越厉害。”
专家又问了几个问题——有没有吃过药，吃过什么药，有没有别的毛病。我娘说不清楚，我替她回答了。专家点了点头，在病历本上写了几行字。
“帕金森病，早期。吃药能控制，可治去不了根儿。”专家说，“我给你开几种药，按时吃，能缓解症状。平时多活动手指，做做操，别太累。”
去不了根儿。这几个字像根针，扎在我心上。我看了看我娘，她倒没怎么难过，点了点头，说：“谢谢大夫。”
拿了药出来，我娘说：“你看，我说治不好吧。你非让我来。”
“可大夫说了，吃药能控制。你按时吃药，手就不抖那么厉害了。”
“行，我吃。”
“一定得按时吃，别心疼钱。”
“不心疼。你买的药，我心疼啥？”
我笑了笑，挽着她的胳膊，走出了医院。
从医院出来，我带我娘和我爸去了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大得吓人，我娘和我爸站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看得眼都花了。
“丫头，这就是天安门？”
“嗯，这就是天安门。”
“毛主席画像就在那上面？”
“对，就在那上面。”
她站在广场上，仰着头看着天安门城楼，看了很久。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不理，就那么看着。
“你爸说得对，毛主席待过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她说，“气派。”
我爸在旁边得意的点点头笑了。
我带她俩在广场上走了一圈，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她停下来了，仰着头看着碑上的字。
“这上面写的啥？”
我爸说：“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嗯，”她点了点头，“好字。写得好。”
她不认字，可她觉得好。
我又带他们去了北大。校门口还是那个样子，铁门，木牌，白底黑字写着“北京大学”。我娘和我爸站在校门口，看着那块木牌，看了好一会儿。
“丫头，这就是你念书的学校？”
“嗯，这就是北大。”
“好学校，”她说，“气派。”
我爸也说“北大好啊，里面都是学习特别好的学生。”
我带他们进了校园，沿着未名湖走了一圈。冬天的未名湖结了冰，白茫茫的，博雅塔的影子倒映在冰面上，长长的，静静的。柳树的枝条光秃秃的，在风里轻轻地晃着。
“这就是未名湖？”
“嗯，未名湖。”
“不小嘛，”她说，“比我想象的大。”
“你想象中多大？”
“我以为跟咱们农场那个水塘差不多大。”她笑了。
我爸也跟着笑了，说，“我也没想到这么大。”
我也笑了：“那也比水塘大不少呢。”
她站在湖边，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着。风吹起她的衣角，飘飘的。这个姿势跟她站在青海湖边的时候一模一样——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着，望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觉得远处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她。
“娘，你在看啥？”
她回过头，看着我，笑了。
“看路，”她说，“看你走的那条路。”
那条路从湖边一直延伸出去，穿过校园，穿过北京城，穿过黄土高原，穿过河西走廊，穿过祁连山，一直通到青海，通到农场，通到那个有指甲花的窗台上。
我站在他俩身边，也往远处望了望。远处是博雅塔，是图书馆，是文史楼，是我待了四年的地方。再远处是西山，是山西，是陕西，是甘肃，是青海。再远处，是我来时的路，是我走了二十年的路。
“娘，爸，那条路不好走。”
我爸说，“不好走你也走过来了。”
“是你俩带我走过来的。”
她没说话，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她的手在抖，可摸在我头上的时候，轻轻的，软软的，跟小时候一样。
“丫头，你走到这儿，娘就放心了。”
“娘，路还长着呢。我还要往前走。”
“嗯，往前走。别回头。”
“可我想回头。我想看看来时的路。”
她笑了：“那就看看。看了别忘了就行。”
我站在未名湖边，回头看了看。来时的路很长，弯弯曲曲的，看不见头。
可我知道它在那儿——从青海湖到未名湖，从高原到北京，从蒙古包到北大。那条路上有我娘的脚印，有我爸的脚印，有我的脚印。那些脚印叠在一起，深深地刻在泥土里，风吹不散，雨冲不掉。
“娘，我不忘。”
“不忘就好。”
我爸说“不忘本是好事，但也要往前看。”
“嗯，爸，我一定会努力往前看的。”
我娘站在湖边，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着。风吹着她的头发，白了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她瘦瘦的，小小的，站在未名湖边，跟一棵草似的。可这棵草，在风雪里站了二十年，没倒。
我站在她身边，看着未名湖的冰面在阳光下闪着光，想起了青海湖。两片湖，一大一小，一咸一淡，隔了几千里。可在我心里头，它们是一样的。一样的水，一样的蓝，一样的亮。一样地照着我娘站在湖边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着的样子。
那个样子，我记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