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的消息传开之后，报社的领导对我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
以前我就是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干啥都得问，写个稿子得改好几遍。现在不一样了，见了我都笑眯眯的，说“小李啊，不错不错，给咱们报社争光了”。
连总编都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好好写，报社支持你”。我问怎么支持，他说“给你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安静，好写东西”。
单独的办公室不大，可比我租的那间平房强多了。有桌子，有椅子，有窗户，窗户外面是棵槐树，夏天的时候叶子密密的，遮住太阳，屋里凉快得很。
我把那个插野花的瓶从家里搬到了办公室，放在桌上。花是路边采的，叫不上名字，黄的白的紫的，挤挤挨挨的，开得热热闹闹的。
可我心里头一直惦记接我娘来北京看病。
十一月份的时候，我攒够了钱。不多，可够来回的路费和医院的检查费了。
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我过年不回去了，让娘来北京。我在信里写道：“娘，北京的医院我打听过了，协和医院，全国最好的。你的手一定能治好。你来了我带你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未名湖，看看玉兰花——虽然冬天没花，可湖好看。”
信寄出去之后，我等了半个月，收到了回信。
“丫头，你娘说她不去。她说她这辈子没出过青海，连西宁都没去过几回，去北京怕给你丢人。她说她不会说普通话，到了北京人家听不懂她说话。她说她穿得土，人家笑话。”
我看了这封信，又气又心疼。气的是我娘还是那个脾气，什么事都先想着别人，怕给别人添麻烦。心疼的是她这辈子活得这么小心翼翼，连自己的闺女都怕麻烦。
我立马又写了一封信，这回写得有点急，语气也有点冲：“娘，你说怕给我丢人？你是我娘，你丢什么人？你穿得土？你穿的衣裳是你自己做的，比买的都好看。你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就不说，你说青海话，我能听懂就行。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辞职回青海，陪你一起在农场待着。”
信寄出去之后，我有点后悔。这话说得太重了，怕我娘看了难受。可不说重话，她不来。这个人，一辈子替别人着想，就是不替自己着想。
过了大概十天，我收到了回信。信是我娘自己写的——不是我爸代笔，是她自己写的。字歪歪扭扭的，很难看，可每一个字都写得认认真真，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丫头，娘去。你别辞职。”
就这八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可那笔画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头。
我拿着信，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掉了几片。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那些落叶在风中打着转，心里头酸酸的。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在北京站接到了我娘和刘德柱。
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我在站台上等了两个多小时。北京的冬天冷得够呛，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缩着脖子，跺着脚，眼巴巴地看着火车来的方向。
终于，火车进站了。绿色的车厢一节一节地从眼前滑过，车轮哐当哐当地响，刹车的时候吱的一声，刺耳得很。车门开了，人从里头涌出来，大包小包的，挤挤挨挨的。我在人群里找了好一会儿，才看见我娘和我爸。
我娘穿着一件蓝布棉袄，是我以前见过的那件，洗得发白了。她手里拎着一个大包袱，背上还背着一个，弯着腰，一步一步地从车厢门挪下来。我爸跟在她后面，一只手拎着一个蛇皮袋子，另一只手扶着我娘的胳膊。
我跑过去，一把抱住我娘。她瘦了，比夏天又瘦了不少，隔着棉袄都能摸到骨头。
“娘！”
“丫头。”她叫了我一声，声音有点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激动的。
我松开她，看了看她的脸。她的脸瘦得厉害，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下去了。头发白了不少，两鬓都花白了。可她的眼睛还是亮的，亮得跟青海湖的水一样，看着我，上上下下地看着，看了好几遍。
“瘦了，”她说，“又瘦了。”
“没瘦，还胖了呢。”我说。
“胖啥胖，脸都凹下去了。”
我笑了笑，接过她手里的包袱，又接过我爸手里的蛇皮袋子。包袱沉甸甸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蛇皮袋子更沉，里头大概装着给我们带的吃食。
“爸，”我看着我爸，“你身体咋样？”
“好着呢，”他说，“别操心。”
他的头发也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背也驼了一点。可他站得还是直直的，腰板挺着，跟从前一样。只是他的右手缩在袖子里，不愿意伸出来。
坐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我娘紧张得不行。她从来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不知道在哪儿上车，不知道在哪儿下车，不知道往哪儿投币。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眼睛到处看，看哪儿都新鲜，看哪儿都害怕。
“丫头，这车咋这么多人？”
“北京人多嘛。”
“这些人都是干啥的？”
“上班的，下班的，干啥的都有。”
“哦。”她点了点头，可看她的眼神，还是不太明白。
我爸倒是不紧张，可他的眼睛也不够用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楼房、马路、汽车，看得入了神。
“丫头，北京真大，”他说，“比西宁大多了。”
“那当然，北京是首都嘛。”
“嗯，”他点了点头，“首都好。毛主席待过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我笑了。他到现在还记得毛主席在北大的图书馆待过这事儿。
到了我的住处，我娘和我爸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屋子不大，一间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可他们看着，觉得啥都好。
“丫头，你就住这儿？”我娘问。
“嗯，挺好的，离报社近，走路十分钟就到。”
“一个人住，不怕？”
“不怕，邻居孙大妈对我可好了。”
我娘在屋里转了一圈，摸了摸被子，看了看窗户，然后她从包袱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一盆指甲花。种在一个破旧的搪瓷盆里，土是湿的，叶子绿得发亮，还有几个花骨朵，红艳艳的。
“给你从家里带来的，”她说，“你窗台上空着，种点花好看。”
我接过来，放在窗台上。指甲花在阳光下红得发亮，跟农场的那个窗台上的一模一样。我的眼泪又下来了，站在窗前，背对着他们，不敢回头。
“这孩子，又哭了。”我娘在身后说，声音有点哽咽。
“高兴的，”我爸说，“丫头高兴了才哭。”
我擦了擦眼泪，转过身，笑着说：“娘，我去打饭，食堂的饭还行，你们尝尝。”
“别打饭了，”我娘说，“我给你带了吃的。”
她从包袱里掏出一样一样的东西。
有卤兔肉、油泼辣子、干蘑菇、炒面、煮鸡蛋。还有一袋子白面馍馍，是她自己蒸的，用布包着，还软和着。
“你咋带这么多东西？多沉啊。”
“不沉，都是你爱吃。”她把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摆了满满一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