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之后，我把笔记本合上，放进口袋里。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未名湖。
湖水还是那样，静静的，亮亮的，跟我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一样。
可我不一样了。
四年前我站在这里，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丫头，说话带着青海口音，穿的是我娘做的粗布衣裳。四年后我要走了，是个大学毕业生，是个发表过小说的作者，是个有工作的成年人了。
可我骨子里还是那个农场的丫头。我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这就够了。
离校那天，我扛着行李走出宿舍楼。行李比来的时候多了不少。多了几箱子书，多了几本杂志，多了几件在北京买的衣裳，多了四年的日子。
林小鸥送我到校门口，两个人站在那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说话。
“春燕，”她先开口了，“以后常联系。”
“嗯，常联系。”
“你写的东西，我指定得第一个看。”
“行，你第一个看。”
她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我的眼圈也红了。两个人抱了一下，抱得很紧。
“保重。”她说。
“保重。”
我扛着行李走出了校门。走到街角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冲我挥手。我也冲她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走进了人群里。
报社在西城区，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几个编辑。我的工作是看稿子、改稿子、校对、排版，有时候也自己写点东西。工资不高，一个月六十多块，可够花了。
我租了一间小平房，在报社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房子不大，一间屋子半间炕，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满了。
厕所在胡同口，公用的，水龙头在院子里，也是公用的。房东是个老太太，姓孙，六十多岁，胖墩墩的，说话嗓门大，笑起来跟铜锣似的。
她看我是个姑娘家，一个人在北京，挺照顾我的，有时候做了好吃的，给我端一碗过来。
我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在桌上放了一个罐头瓶子，灌上水，插了几枝从路边折的野花。
窗台上放了一个小镜框，里头是我娘和我爸的照片。这是去年回家的时候在镇上照相馆拍的，两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身子僵僵的，表情也不自然，可我娘笑得挺好看的，露出两颗虎牙。
屋子虽小，可是我自己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的时候，我拿着那几张票子，在屋里转了好几圈。六十多块，不多，可每一分都是我自己挣的。
我去邮局给家里寄了二十块，又在信里写道：“娘，爸，我发工资了。这是第一个月的工资，寄回去给你们花。别舍不得，该花的花。等攒够了钱，我就接你们来北京。”
过了半个月，我收到了家里的回信。我爸的字又工整了不少，看得出来他一直在练。信里头说：“丫头，钱收到了。你娘没花，给你存着呢。她说你在北京花钱的地方多，这钱留着你以后用。你娘说了，她不花你的钱，她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我拿着信，坐在小屋的床上，看着窗台上那瓶野花。花已经有点儿蔫了，可还插在那儿，没舍得扔。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白天上班，晚上在屋里写东西。那部长篇小说还在写，已经写了十几万字了，可离写完还早。每天晚上下班回来，吃过饭，坐在桌前，拿出本子，一笔一画地写。写到半夜，困了就睡，醒了再写。
有时候写着写着就走神了。脑子里头翻来覆去地想着我娘和我爸。他们这会儿在干啥呢？大概在看电视吧。
场部的那台黑白电视机还在，虽然信号不好，可大家还是爱看。我娘和我爸肯定坐在前排。他们看电视剧，看新闻，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的时候他们肯定盯着青海那一块看，看西宁多少度，看海南多少度，看有没有雨、有没有雪。然后他们就会想，北京多少度？丫头冷不冷？丫头带没带伞？
会的。他们一定会想。
十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印着“中国作家协会”几个字。我拆开一看，是一份通知——我的短篇小说《放羊的女人》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我拿着那封信，在屋里坐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那瓶不知名的野花上。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有个老头儿在遛鸟，提着鸟笼子哼着京戏。有几个小孩在追跑打闹，笑声清脆得很。有个大嫂在院子里晾衣裳，一边晾一边跟邻居聊天。
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我太想我娘了。她在农场的院子里喂鸡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她的闺女有一天会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她在风雪里放羊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她的故事有一天会被写成小说，被那么多人看到。她这辈子没有念过一天书，可她养了一个会写书的闺女。
那天晚上，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这回电话接通得快，没等多久。我听见我娘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还是那样，远远的，小小的。
“娘，我得奖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沉默了很久。然后我听见我娘哭了。不是小声地哭，是嚎啕大哭，跟我小时候在高原上看见她被我爹打的时候一样。她哭着说：“丫头，你出息了。你娘这辈子没白活。”
我爸接过电话，声音也有点哑：“丫头，你娘高兴坏了。她说她要杀一只鸡庆祝庆祝。”
“爸，你跟娘说，别杀鸡了，留着下蛋吧。等我回去再杀。”
“行，等你回来再杀。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年就回去。”
“好，过年回来。你娘给你做红烧肉，多放糖，甜口的那种。”
“爸，你们好好的。别惦记我。”
“不惦记。你好好的就行。”
电话挂了。我拿着话筒站在那儿，听着里头嘟嘟嘟的忙音，站了很久。
窗外，北京的夜灯亮起来了。远处的长安街上车流如织，车灯一闪一闪的，跟天上的星星一样。
我朝着西边的方向望了望。西边是青海，是家的方向。几千里路，看不见，可我知道它在那里。我娘在炕上坐着，手搭在膝盖上，望着窗户外面。我爸在旁边陪着我娘。
我转过身，走到桌前，坐下，拿出本子，继续写那部长篇小说。笔在纸上沙沙地响，跟窗外的风声混在一起，好听得很。
我要把它写完。写青海，写高原，写那些年在风里雪里熬过来的日子。写他们怎么从苦日子里熬出来，怎么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怎么把一个丫头从高原上送到了北京。
这部小说，我要献给他们。献给我的母亲，献给我爸。
献给我的来路，献给那片风吹石头跑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