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
五月的北京就已经热起来了，未名湖边的柳树绿得发亮，风一吹，满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跟鼓掌似的。路边的槐花开了，一串一串的，白得发亮，香气浓得化不开，走哪儿都闻得见。
文史楼前面的玉兰花早就谢了，可那两棵树还在，叶子密密的，绿得发黑。我每次从楼下经过都要看一眼，想着明年这时候，我就不在这儿了。
毕业季的气氛从五月初就开始弥漫了。
大四的学生们忙着写论文、答辩、找工作、考研，每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可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表情，跟丢了什么东西似的。
我们班的同学有的考研，有的分配工作，有的回老家了，有的留在北京了。
每个人的去向不同，可每个人都在忙着告别。今天这个请吃饭，明天那个请喝酒，后天一帮人去未名湖边照相。照相的时候大家都笑着，可笑着笑着就有人哭了。
林小鸥考上了研究生，留在北大继续念书。她挺高兴的，说“我还能在这儿待三年”。
我说“你运气好，我还不知道去哪儿呢”。她说“你肯定能留北京，你的成绩那么好，又有作品发表，哪个单位不要你？”我说“但愿吧”。其实我心里头也没底儿。
毕业分配是那年头最大的事。工作分得好不好，去哪儿，干什么，全看分配。
分好了，一辈子顺当；分不好，这辈子就窝囊了。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在等着分配结果，每个人都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跟等着宣判似的。
我也不例外。
我想留北京，不是不想回青海，是觉得北京的机会多，能见世面，能写东西。
可我要是留北京了，我娘和我爸怎么办？他们在青海，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我离得那么远，有个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头翻来覆去地转，转得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五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收到了家里的信。信还是我爸写的，字比以前又好了不少。
“丫头，你娘让我告诉你，家里都好，别惦记。你快要毕业了，分配工作的事别太担心，分到哪儿是哪儿。分到北京你就留在北京，分到别的地方你就去别的地方。不管在哪儿，好好干就行。你娘说了，她不图你大富大贵，就图你平平安安的。”
我拿着信看了好几遍，心里头酸酸的。我娘不图我大富大贵，就图我平平安安的。这话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难。
她这辈子受了那么多苦，不就是图我过得好吗？我要是过得不好，她那些苦不是白受了？
我把信放在铁盒子里。铁盒子已经盖不严实了，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我该换个大的了，可我舍不得换。
这个盒子跟着我好几年，里头装着我娘的信、发表文章的杂志、那支英雄牌钢笔的旧笔帽。这些东西不值钱，可在我的心里头，比什么都值钱。
六月初，分配结果下来了。
我被分到了北京的一家报社，当编辑。不是那种大报社，是行业报，小单位，可好歹是在北京，好歹是正式工作。
我拿着分配通知，站在系办公室门口愣了好一会儿。留北京了，真的留北京了。这不是我做梦都想的事儿吗？
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我想起了我娘，想起了我爸，想起了青海。我在北京，他们在青海。几千里路，隔着山，隔着河，隔着整片黄土高原。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先打到农场场部，再让农场的人通知我娘和我爸到场部等我再打去电话。一来一回，折腾了差不多一下午。
电话接通的时候，我听见我娘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远远的，小小的，跟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似的。“丫头？是你吗？”
“娘，是我。我分到北京了，在一家报社工作。”
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我听见我娘笑了，笑声轻轻的，带着哭腔：“好，好。北京好。你好好干，别惦记家里。”
“娘，你身体咋样？”
“好着呢，别操心。”
“你的手还抖不抖？”
“不抖了，吃药了，好多了。”
我知道她说谎。她的手肯定还抖，而且比从前更厉害了。可她不会告诉我，她从来报喜不报忧。
“娘，等我安顿好了，就接你来北京看病。”
“行，等你安顿好了再说。电话贵，别说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电话挂了。我拿着话筒站在那儿，听着里头嘟嘟嘟的忙音，站了好一会儿。
毕业典礼在办公楼的大礼堂举行，校长讲话，老师讲话，学生代表讲话。
讲的什么我一句都没记住，就记住了一句话——是校长说的：“你们是北大的学生，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北大精神。什么是北大精神？是独立，是自由，是担当。”
我坐在台下，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想着这句话。独立，自由，担当——我够格吗？
我从青海的草滩上走到北大的未名湖边，走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认字，学会了写文章，学会了独立思考。
可我也学会了一样东西——感恩。感恩那片贫瘠的土地，感恩那些在风雪里熬过来的日子，感恩那个放羊的女人，感恩那个少了两个指头的男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
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们全班在未名湖边照了一张合影。每个人都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笑得很灿烂。
照相的时候，我站在第二排，左边是林小鸥，右边是陈晓明。摄影师喊“一二三”，我们喊“茄子”。闪光灯一闪，四年的日子就这么定格了。
照完相，大家三三两两地散了。
我一个人在湖边坐了很久。六月的未名湖绿得发亮，湖面上漂着几片柳叶，风一吹，慢慢地打着转。博雅塔在夕阳下闪着金光，塔尖上顶着一朵云，白白的，软软的。
我掏出那支英雄牌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未名湖，我走了。谢谢你收留了我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