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过完回到北京，我像是被人从根儿上拔起来又栽了一遍似的，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
在农场待了半个月，心都待软了，回到北大，面对那些书本、那些论文、那些考试，觉得隔了一层。
学习学不进去，脑子里头翻来覆去地想着我娘的手、我爸的腰、窗台上的指甲花、院子里的麦子。
这些东西比什么现代文学、古代汉语都实在，都压人。
林小鸥还是说我这是“假期后遗症”，过几天就好了。
我说不是，不是假期的问题，是我娘老了。她说你娘才多大？我说四十六。她愣了一下，说四十六不算老啊。
我说在我们那儿，四十六已经老了。风吹的，太阳晒的，日子熬的，不老也老了。
她没说话，拍了拍我的肩膀。
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怎么去上课。去了也听不进去。坐在教室里，老师在前面讲，我眼睛看着黑板，脑子里头却是我娘在院子里翻麦子的样子。她翻一下，停一下，翻一下，停一下，喘口气，再翻。那画面跟刻在我脑子里似的，怎么都抹不掉。
吴教授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不对。有一天下了课，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
“怎么了？家里有事？”
“没事儿，”我说，“就是想家了。”
“想家正常，”他说，“不想家才不正常。可你不能让想家耽误了正事。你娘把你送到北京来，不是让你想她的，是让你念书的。”
“我知道，可我就是控制不住。一想到她在家里那么累，身体又不好，我就……就坐不住。”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李春燕，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老家在湖南农村，我娘也是种地的。我十八岁考上北大，从湖南到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那时候比你苦，火车上连座位都没有，站了三天三夜。到了北京，脚都是肿的。”
他顿了顿，喝了一口水：“我跟你一样，也想家。想我娘，想我爹，想家里的田。可我知道，我只有好好念书，才对得起他们。我要是因为想家把书念砸了，那才叫对不起他们。”
我看着吴教授。他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闪着银光，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跟我娘一样深。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跟刘我爸穿的那件差不多。
我突然觉得，他跟我爸是一样的人——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都懂得土地的重量。
“吴教授，我知道了。”
“知道了就去念书。别想太多，一步一步来。你娘的身体不好，你担心她，这没错。可你担心她，她该不好还是不好。你能做的，就是把书念好，以后才有能力照顾她。现在想再多，都没用。”
我点了点头，站起来要走。他又叫住我：“对了，你那篇小说，写放羊的那个我看了。比之前那版好多了，有留白了，有味道了。你再改改，改好了我帮你推荐给《十月》。”
《十月》？那是全国有名的文学杂志。我愣了一下：“吴教授，我这水平……”
“你的水平我知道，”他打断我，“有毛病，可底子好。你缺的不是才华，是自信。你总觉得自己不行，可你行的。你只是不知道。”
我拿着他改过的稿子回到宿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在上面做了好多批注，红笔写的，密密麻麻的。有些地方画了圈，有些地方画了线，旁边写着“好”“此处留白不够”“这句话多余”之类的话。
我按照他的批注，把稿子重新改了一遍。改完之后，又看了一遍，觉得确实比以前好了。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好，是那种慢慢长出来的好，跟地里的麦子似的，一天一天地长，不知不觉就熟了。
改完之后，我把稿子抄了一份，寄给了《十月》杂志社。寄出去之后，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跟上次寄给县文化馆一样。
林小鸥说你别急，慢慢等。我说我不急，其实急得要命。
等了两个月，十月底的时候，我收到了《十月》杂志社的回信。信是一个叫张建平的编辑写的，说我的稿子他们收到了，觉得不错，决定采用，发在明年第一期。信里还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让我改完之后寄回去。
我拿着那封信，在宿舍里转了好几圈，笑得跟个傻子似的。
林小鸥说“你看你看，我说你行吧”。我说“不是我行，是吴教授帮我改得好”。她说“那也是你写得好，他才能改。你要是写得一塌糊涂，他再改也改不出来”。
我想了想，她说得有道理。
那天晚上，我去了吴教授家，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住在北大东门外的教工宿舍里，一间小平房，不大，到处是书，桌上、床上、地上，堆得满满当当的。
他老伴去世好几年了，儿女都在外地，一个人过。
他听了消息，点了点头，说：“嗯，不错。可你别高兴太早，这才刚开始。发表一篇小说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一直写下去。”
“吴教授，我会一直写的。”
“那就好。”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递给我，“这个给你，算是祝贺。”
我接过来一看，是沈从文的《边城》，旧版的，书页发黄了，边角有点卷。
翻开扉页，上面有一行字，是他写的：“写你熟悉的生活，写你心里的话。”
“这本书跟了我二十年了，”他说，“现在送给你。好好读，好好写。”
我拿着那本书，心里头热乎乎的，想说谢谢，可嗓子眼堵着，说不出来。他摆了摆手：“行了行了，别矫情了。快回去吧，早点睡。”
我走出他的家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月光照在校园里，白花花的，跟铺了一层霜似的。
远处的未名湖在月光下闪着光，博雅塔的影子倒映在水面上，长长的，静静的。
我把《边城》抱在怀里，走回了宿舍。
一九八三年的冬天，北京特别冷。可我觉得不那么冷了。
我心里头有了一团火。那团火是我娘点的，是我爸添的柴，是吴教授扇的风。它在我心里头烧着，烧得我浑身是劲儿。
我继续写那部长篇小说。每天晚上从图书馆回来，在宿舍里写一个小时。手电筒的光昏黄黄的，照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写。写到寒假的时候，已经写了十万字了。
寒假我又没回家。还是想省点钱，也想多写点。
除夕那天，我一个人在宿舍里过的。
食堂关了，我提前买好了馒头和咸菜，还有一罐子从家里带来的油泼辣子。辣子已经吃了一半了，剩下的我舍不得多吃，每次只放一点点，辣得满头大汗。
我坐在床上，啃着馒头就咸菜，就着油泼辣子。馒头是凉的，硬邦邦的，可蘸了辣子就好吃了。辣子一入口，整个嘴巴都烧起来了，烧得人浑身发热，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农场的炕上。
吃完馒头，我拿出本子，继续写。写到我娘嫁给我爸的那一段。这一段我写得很慢，改了又改，总是写不好。总写不出来那种感觉，那种从一个火坑里爬出来，慢慢地走进阳光里的感觉。
我写了好几版，都不满意。写到后来，索性不写了，把笔放下，闭上眼睛，想我娘和我爸。
想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想我爸帮我娘修房子的样子。想他蹲在灶台前帮我娘烧火的样子。想他骑着自行车在雨里接我的样子。想他少了两个指头的手握着斧头劈柴的样子。
想着想着，我就知道怎么写了。
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他不是那种会说漂亮话的人。他只会做一件事，一直对你好，好到你忘了什么叫苦。”
写完这一行，后面的就顺了。笔在纸上沙沙地响，跟窗外的风声混在一起，好听得很。
写到半夜的时候，手电筒又没电了。我摸黑坐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鞭炮声，想着千里之外的农场。
窗外，鞭炮声渐渐稀了，夜慢慢地静了。远处的未名湖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博雅塔的影子倒映在冰面上，长长的，静静的。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上，慢慢地睡着了。
梦里头，我站在未名湖边。湖水蓝得发亮，跟青海湖一样蓝。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牛羊的味道。远处的博雅塔在阳光下闪着光，跟雪山一样白。
我娘站在湖边，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着。她穿着一件蓝布褂子，头发用橡皮筋扎着，风吹起她的衣角，飘飘的。
“娘，你在看啥？”
她回过头，看着我，笑了。
“看路，”她说，“看你走的那条路。”
那条路从湖边一直延伸出去，穿过麦田，穿过草滩，穿过高原，穿过黄土，一直通到北京，通到北大，通到未名湖边。
我站在路上，看着我娘。她站在路的尽头，手搭在额头上，望着我。
她没有走过来，我也没有走回去。我们就那么站着，隔着整条路，隔着整片高原，隔着整个青春。
可我知道，不管我走多远，她都在那儿。
在路的尽头，在青海湖边，在风里，在梦里，在每一个我想起她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