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说，”莫原野的声音终于带了哭腔，“她希望莫原野能替她照顾沈梧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相信的人，不是她的丈夫，不是她的亲戚，而是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别人的儿子。”
我终于转过身。
莫原野站在房间中央，灯光从他头顶落下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他的脸上全是泪痕，眼睛红得像兔子，整个人看上去狼狈极了。
可他的背挺得很直，像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维持着什么。
“你妈妈知道我的存在，”他说，“她知道我迟早有一天会找到你。她甚至知道我会喜欢你。她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那句话是——”
“是什么？”
“‘梧桐，如果有一天莫原野爱上了你，请你原谅他。因为那不是他的错。’”
我整个人僵住了。
我妈知道。
她知道一切。她知道我爸爸的过去，知道林阿姨的存在，知道莫原野的存在，甚至预见到了莫原野会爱上我。她什么都预见到了。
可她什么都没能阻止。
因为她已经死了。
她死在了三年前那个平常的早上，死在了一句“妈妈晚上给你做糖醋排骨”之后，死在了所有的真相被揭开之前。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下那封信，把所有的秘密托付给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少年。
那个少年是莫原野。
而我，沈梧桐，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牵挂，也是她最后的遗愿。
“她希望你照顾我，”我看着莫原野，声音很轻，“可她有没有想过，她想让你照顾的这个女儿，需要的是一个哥哥，不是一个——”
后半句话我没有说出来。
可莫原野听懂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慢慢地，慢慢地笑了。
那个笑容里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多到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全部读懂。
可那个时候的我没有读。
我只是转过头，拉着陆程远的手，走出了那扇门。
身后，莫原野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一棵被种错了地方、枯死了的梧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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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原野家回来的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不是普通的失眠，是一种清醒到近乎疼痛的失眠。我的大脑像一台过载的机器，所有的零件都在高速运转，发出刺耳的噪音。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在我脑海里回放，慢镜头，定格，放大，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不讲道理。
莫原野说“我是你哥哥”时的表情。
莫原野说“我控制不住”时的声音。
莫原野流泪时的样子。
所有的一切都搅在一起，搅成了一锅粥，我拼命地想理出一个头绪来，可我越理越乱。
我想起了第一次见莫原野的那个傍晚。梧桐树下，白衬衫，手指间的烟，路灯亮起来的那一刻，他说“记住这个名字，沈梧桐，以后你会用到它的”。
原来那句话是这个意思。
他早就知道我会用到他的名字。因为总有一天，我必须要面对他，必须要喊出他的名字，必须在喊出这个名字的同时，接受他是我的哥哥这个事实。
原来他从一开始就在为这一天做铺垫。
原来他喜欢我，追求我，对我好，全都是建立在一个他知道迟早会崩塌的秘密之上的。
他知道我是谁。
他知道我不该喜欢他，他不该喜欢我。
他什么都知道，可他还是喜欢了。
这算什么呢？
算勇敢，还是算不负责任？
算深情，还是算自私？
我想不出答案。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已经被我的眼泪浸湿了一大片，凉凉的，贴在脸上很不舒服。可我不想动，不想换枕头，不想做任何多余的动作。
我只想躺着，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着天亮。
凌晨四点多的时候，我的手机亮了。
是一条短信，陆程远发来的。
“梧桐，我知道你睡不着。我也睡不着。我想了很多，想你跟他的事，想你的感受，想我应该怎么做。最后我想明白了，我什么都不需要做，我只需要在你想说话的时候，在你身边。”
我看着这条短信，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
然后我回了两个字。
“谢谢。”
这是我能给出的所有了。不是“我也是”，不是“我想你”，不是任何一个情侣之间应该回的话。只是“谢谢”。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陆程远。
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在我最难的时候陪在我身边，他什么错都没有犯，他干干净净地、光明正大地喜欢着我。可我的心里装着的全是另一个人——那个不应该出现在我心里的人。
我觉得对不起陆程远。
可我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莫原野。
感情这种东西，怎么控制？
我把莫原野的这句话还给了他。
七天。
整整七天，我没有去上学。
我在宿舍里躺了七天，除了上厕所和下床拿外卖，其他时间都像一条咸鱼一样摊在床上。我不洗脸，不梳头，不跟任何人说话。
陈安安被我吓坏了，每天小心翼翼地进进出出，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她给我带饭，给我打水，给我买各种零食，放在我床头的小桌子上。可我不敢看那些零食，因为陈安安买的冰红茶，和莫原野递给我的那瓶，是一个牌子。
陆程远每天都会来看我，在宿舍楼下站一会儿，发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都很简单，“今天天气不错”，“食堂有你爱吃的糖醋排骨”，“我给你带了几本书”。
我把他的短信一条一条地看完，一条一条地删掉。
不是不想回，是没有力气回。
第七天晚上，陆程远破天荒地没有发短信。
他打了电话。
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梧桐，”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哑，像是感冒了，又像是刚哭过，“我在你楼下。”
我走到窗前往下看，他站在路灯下，手里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仰着头看着我的窗户。
“下来好不好？”他说，“就十分钟。”
我穿着拖鞋下了楼。
七天了，整整七天没有下过楼，阳光照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秋天的阳光不刺眼，可我的眼睛已经在黑暗里泡了太久，对光线变得敏感。
陆程远看着我，眼眶红了。
“沈梧桐，”他说，“你瘦了。”
我知道我瘦了。七天里几乎没有吃东西，喝了几瓶水，啃了几口面包，下巴尖得能当锥子用。
“你找我什么事？”我问。
陆程远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信封。白色的，普普通通的，封口用胶水粘着，上面写着“沈梧桐收”三个字。
字迹是陌生的，不是陆程远的字，不是莫原野的字，不是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的字。
“这是什么？”我问。
“今天下午有人送来的，”陆程远说，“送到我们班，让我转交给你。送信的人说，是姜听雨让你看的。”
我的血液凝固了。
姜听雨。
这个名字像一根刺，卡在我的喉咙里。我恨这个名字，恨这个名字背后的那张脸，恨那张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可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个名字，因为它跟我妈妈的信一样，是真相的一部分。
我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
是几张纸。
不是普通的纸，是病历复印件。
第一张，人民医院的病历本，患者姓名：沈沁。日期：我妈妈去世前两个月。
诊断结果：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
下面是一行医生的笔迹：患者情绪波动大，需保持心情平稳，避免强烈刺激，否则有脑出血风险。
第二张，也是一份病历，患者姓名：沈沁。日期：我妈妈去世前一个月。
诊断结果：轻度抑郁状态，建议心理疏导。
第三张，是我妈妈和我爸爸的结婚证复印件。发证日期是二十五年前。
后面还附了一页纸，是姜听雨写的。
字迹很清秀，一笔一划都工工整整的，像她这个人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攻击性。
